周四上午，何秋妤接受PICC置管。

因要无菌操作，安意不能进入治疗室，只能透过一道窄窄的门缝往里看。

护士穿着无菌服，通过B超机找血管，接着将一条蓝色的细管从手臂的血管缓缓刺入病人身体里，弯弯绕绕，一路前行，到达大静脉。以后需要注射的所有针水都从这条管道输入，不用每一次治疗都重新扎针，也减少药物对血管的刺激。

何秋妤躺在铺了蓝色无菌铺单的床上，脑袋侧向墙壁，安意只能看见她的半边下颌。

导管留在手臂外的位置用一张大胶布固定着，形状像字母“J”。何秋妤没整理衣袖就走出治疗室，安意杵在她边上观察那导管，好奇地问：“有什么感觉吗？”

“没有，就是手臂的针孔有点痛。”

“这条管子进去的时候有感觉吗？疼吗？”

“有点痒痒的感觉，不疼。”

看着皮肤上残留的碘伏颜色和针孔周围一点针尖大小的血迹，安意整张脸都要皱起来了：“我觉得很疼。”

何秋妤健步如飞地走到护士站领PICC管的日常养护手册，她背着一个小背包，里面装着她的水壶和一些杂物，身上穿着运动裤和运动鞋，留着一头短发，脸上挂着礼貌的笑，微微踮着脚，越过颇高的柜台面与护士交流，活像兴致勃勃外出参观游玩的学生，充满稚嫩的活力。

安意在不远处看着，觉得这样的何秋妤是少有的可爱，于是拿出手机，偷偷将这一幕拍下来。

下午，陈医生开了处方，何秋妤开始输液。

注射完一次的保护脏器药物和化疗药物大约需要八个小时，而后出院回家休息三周，再与医生约好时间，重新回到医院重新办理入院手续，抽血检查，看白细胞的数值如何，若不是特别低，便可以进行下一次化疗，若数值低于警戒值，要先注射升白针，等白细胞的数值升高再进行化疗。

何秋妤住的病房旁边就是一间隔离病房。白细胞的数值是化疗期间最重要的指标之一，若发现病人的白细胞数值太低，就会将其所在的病房暂时变作隔离病房，病人不得离开病房，家属不能进入探望，送来的饭菜由护士拿进去，进入的护士要穿上隔离衣，全方位防止病人受到感染。

一个完整的疗程共要注射十二次化疗药。

但何秋妤只进行了三次，就中断了治疗，同陈医生说明情况，办理了出院手续。

何秋妤的身体对化疗药太敏感了。

陈医生给何秋妤用的药与其他消化道肿瘤患者的药是一样的，别人打完针水之后能吃能睡，全不当一回事，而何秋妤第一次注射化疗药就反应极大，针水还没有打完，她就感到极其疲倦，全身无力，胃口不佳，隐隐有恶心感，不想吃东西，水也喝不下，窝在病床里昏昏沉沉。

三人间里住进了另一位病人——看上去比何秋妤大好几岁的大娘，下午才来办入院手续，又做了几项检查，拖到将近下午六点还没有回家。

大娘看到何秋妤的状况不太好，便问：“你还好吧？”

何秋妤眼睛只睁开了一半，虚弱地答：“觉得很累，还有点恶心，不太好。”

“你是第几次化疗？”

“第一次。”

大娘似乎是个老病号，很有经验，告诉何秋妤：“你第一次就这么难受啊？那你对化疗药太敏感了，反应这么大。化疗越往后副作用越强，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真的吗？之后更难受吗？”

“嗯，间隔三周肯定排不出所有化疗药的毒素，毒素在身体是累积的，做化疗的次数越多，身体里的毒素就越多，副作用就越大。”

“你做化疗几次了？”

“已经做了八次，现在来做第九次。”

“你是什么癌症？”

“直肠癌。”

“我看你的状态很好。”

“是，我打化疗药之后没有什么感觉，不会像你这样难受。”

这些话被何秋妤牢牢记在心里，她将“不适合进行化疗”的标签贴到自己身上，进而将“不适合”的影响辐射到她余生所有时光，想象自己未来的许多年都要在如今这种不适中苟延残喘，不禁被吓得打了个寒战。她裹紧被子，萌生了退却之意。

安成章在晚上八点多吃完晚饭，提着饭盒过来陪何秋妤，一起等到将近十一点，针水终于滴完。安成章收拾好放在床头柜的没吃几口的饭菜，一手拎大包小包，一手搀扶着她往外走，她难受得连路都走不稳了。

何秋妤在家里休息了三天，依旧像是在做化疗时那么难受，犯恶心，吃不下东西，喝水喝多了都要吐，腹泻的情况变得严重，且感到疲倦无力，躺在床上起不来，走路双腿直打颤，无法正常地生活。

她没有同安成章和安意商量，只是默默地考虑着要不要坚持下去。接受化疗并不像陈医生说的那么轻巧，至少对她来说不是。化疗药在她体内翻江倒海胡作非为，这种感觉比她手术后鼻子里插着引流管躺在床上无力动弹更加难受，她不敢想象这种难受要经历十二次，且每一次的程度都要加重一些。

加上现在她身体里暂时没有了肿瘤，没有任何症状，她与许多进行化疗的病人不同，她并非行走在生死边缘，没有强烈的求生意志督促和支撑她坚持下去，难受便只是难受，丝毫没有绽放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