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性、能动性、超越性是《提纲》、其实践哲学的灵魂。

改造世界、革命性、能动性、超越性的内在的机理、实践机理在这里及《形态》中尚没有展开，

这一内在的机理在政治哲学、《资本论》中阐发为“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阶级斗争，

以及之后不断延伸的阶级颠覆、暴力革命、专政，及继续革命等。

他的元哲学、哲学、实践哲学是准确的、真正精深的，它集中阐发在《提纲》中。

深入到社会、历史、特别是自由资本主义领域，即唯物史观集中阐发在《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不过其超越性及其应对的革命性没有展开；

也因为在这里其重点强调的是唯物史观的物质性、实践性、客观现实对理论、对实践、对其超越性及其革命性的制约，所以这种阐发是合理的、正常的。

在“超越性的内在的机理”上不能“跨度、难度太大”，要具有“可操作性、可实践性”。

不能割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必须是可实践的”，“其社会的组织形式是具体的、现实的”“更要能够由社会的客观演进来实现，

如果过分依靠暴力，具有过多的暴力色彩、强制性质，在形成、争得的实践中反而不易过渡、蜕还”，

个人及联合及社会化产权是产权上深化的深入的现代社会的产权形式，

社会自组织、社会自治是彻底的全面的全员的现代社会的社会治理形式，遵从“非暴力反抗或公民不服从”，

“资本主义是自己的掘墓人，但他没有告诉我们废除资本主义后，如何在政治和经济上组织社会”（托马斯?皮凯蒂）。

阶级颠覆、暴力、专政、继续革命，在“超越性的内在的机理”上是跨度过大了，“跨度、难度太大”，不具有“可操作性、可实践性”。

即从政治哲学层面开始，即在具体策略上，在实际策略上，明显的是非常粗线条、跨度过大了。

也就是说，是从政治哲学层面上、在实际策略上开始呈现的粗线条、跨度过大的。

这是源起。

这种粗线条，与中年的他这时集中关注于自由资本主义的客观运行规则有关，

也与当时资本主义发展的深度还不够有关，更与当时现代理想社会还没有实际的进入实际进程有关。

他中后期、晚年是非常关注资本主义新的发展的。

对于这些过多的只是构想色彩、跨度明显过大的理论设计、革命策略，需要开宗明义直接正面阐发，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里有个最深刻的理论问题：

为什么这跨度明显过大的理论设计，却在实际的实践上反而暗合（！）了并不发达的落后的苏俄等发展中社会当时的革命运动呢？

这才是真正重要的理论课题。

这种暗合、这种同构性、这种能够相结合，绝不是巧合。

这一是与传统社会本身、与以往人类社会发展的暴力基因有关，

一是与这些实例其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资本主义的实力还不雄厚及其腐败等等有关，所以它能够被暴力推翻，

一是社会发展到了能够凭籍理论、政治主张、主义、社会集团发展起社会运动的能力、程度。

变革、变革阶段的实际操作、实践，有几个争议、争论是比较重要的。

有人提出：一个蓝图需要“物质力量”去推动，其中关键的是产权转型的制度条件，“政治先于经济”。

真正的问题恰恰在于：

这“物质力量”，“制度条件”，先于经济的政治，它的具备、建立，正是需要靠由它所推动的变革为真正的基础推动起来的。

也就是说，只有通过变革，才能使向现代社会的良性转型、“产权转型的制度条件”的具备、建立成为可能。

这一点非常重要！

但这又是一个悖论，

即“产权转型的制度条件”与变革、“现代社会化产权”是互为条件，互为前提，并不仅仅只是“产权转型的制度条件”是变革、“现代社会化产权”的必要前提。

如何解决这一悖论呢？

在这里直接相关的，其实重要的只是作为与产权改革相配套的直接有针对性的社会改革。

与产权改革直接对应的社会改革是具体的，笼统着讲容易把人引向误区，

也就是说，我们在推动产权改革时，重要的只是作为与产权改革相配套的直接有针对性的社会改革，

笼统的过分的夸大、泛化某一改革所需要的政治改革前提是不可取的。

这很容易把人引向误区，从而会坐失许多机会，也容易混乱人们的思路。

笼统的而不是具体地有针对性的分析，某一改革所需要的直接对应的政治改革前提，则很容易演绎成否定产权改革的托词。

经济、产权改革所需要的社会条件并不一定就很强。

如果产权改革一定要等到全面的彻底的社会改革以后，或同时进行，

因如前所述社会改革的困境，就陷入了自我否定的怪圈，最后就会演绎成坐等社会改革的一相情愿，

这无异于造成了事实上的否定产权改革的现实。

所以，进一步深化产权改革是最现实的选择。

农村、农业改革，土地承包是成功的、顺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