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已不再是“由于个别性的失误影响了洋务的声誉”，而是这场洋务运动本身已在发生着某种本质性的霉变。

也就是说，已不再仅仅是“为守旧派反对洋务派添置了口实”，而是“有些讽刺其实已是事实”。

洋务运动的根本困窘，则在于清政府本身。

应当说，由上层组织建设有着较多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也更符合中国传统的心理，有着较大的认可性。

其实，人们对上层组织建设的认可，是潜意识地以抽象的合理的理想政府为前提的，是对这种理想政府所组织的建设的认可。

事实上，由清政府、专制政府来组织建设，一开始就包含着自身所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

如专制总是伴随的派系、贪污、垄断等腐败现象以及僵化、守旧等必然属性。

就如汉武时期的盐铁官营、官垄断经营的经典争论。

再者，清政府插上“建设”这一因素后，犹如注入了腐败催化剂，加速加重了它的腐化和程度。

洋务运动的广泛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为清政府的腐化提供了新的土壤和机会，从而加速加深了它的腐化和危机。

不过，洋务运动是近代化的第一块基石。

社会的发展同任何事物一样，并不总是直线性的，而是表现为多方面、多层次。

其中有两种形式最基本，也最重要。

一种是向另一层次升华的超越式发展；

一种是实体的轮回和反复。

洋务运动带来的结果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从另外一个层次上对原有专制社会的结构、秩序和组织形式的否定。

再者，洋务运动还直接导致了地方洋务实力派、官僚资本的崛起。

这些地方洋务实力派、官僚资本其实就是地主豪强世族另一种新的形态。

洋务运动导致和加剧了专制官僚派系以及官僚资本的生成和发展，

是之后一系列演进和动荡的一个重要的内部基源。

缕 兰：爸爸，

很受教益。

桃花源：一个世纪之后的改革开放，新的一轮“洋务运动”。

从洋务运动到改革开放，“历史是一面镜子”，

上个世纪洋务运动特别是其后近代的艰难嬗变，对今天的改革开放提供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强劲发展，初始，或许多重要领域，是由下往上推开的。

农村改革的成功，根本原因是把以耕地为主要内容的农村资产、产权的使用权、支配权，

直接分解到最基层，直接落实到个人、农户，

也就是说，它实行的实际上就是农村资产、产权最彻底的即直接落实到个人、农户的用益物权形态。

但城市改革、国企改革却没有这么做。

它实行的开始是以厂长负责制为主要内容的国企改革，后来对中小国企推行过经理人买断，等等。

结果徘徊了几十年，不仅没能真正解决国企改革、发展的问题，反而还严重侵害了工人的劳权，

导致了严重的贫富分化和诸多社会矛盾，是以后一系列腐败和各种社会问题的重要基源。

究其原因，以厂长负责制为主要内容的国企改革，它不是一种用益物权形态，

也就是说，它不是一种独立的资产、产权形式，

它既没有解决好国企发展的动力问题，也没有解决好国企发展的责任心问题，实际上是失去了监督、约束，

并且在具体运作上还不规范，同时权利没有直接分解到最基层，直接落实到个人、职工，等等。

如此多的弊端、缺陷，如何能有成效？！

对中小国企推行经理人买断，也是同样问题多多，矛盾重重。

等过去几十年再回头看看，当时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承包经营权”，对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平稳和健康起到了多么大的基奠意义。

当然也有人说现在农村的现实状况并不好，

但是农村如果没有一开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奠定的坚实基础，

如果农村一开始就如城市国企经济改革一样也疯狂的强行侵占农田，其实际状况会更加可怕得多。

是否可以说，正是凭藉“土地承包经营权”独立起来的健康的农村公民社会，

已是并将继续是民间维权、自治的最基础的最坚实的一块基石，

也是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平稳和健康的重要社会力量。

其实，现在来看，无论是农村、农业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承包经营权”，

还是城市由下往上推开的个体户、小商小贩、个体工商业、万元户、以个人、夫妻店为主体形式的微型企业，

以及某些合伙、以职工持股会为主体的等等形式的民营经济，

所有这类的中下层经济形式，这才是现代经济形式、社会性质的经济形式真正的初级形式，

或一些变相、准形式，或在具体的现实条件下具体的实现形式。

只是这些，并不是当初人们主观的意图、设计及导向，却客观上暗合了、偶合了真正的现代经济形式。

不过，在当时确定“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承包经营权”时，明确规定土地不能随意交易。

这是非常明确的，是有清醒的人的。

这可能会影响一部分效率和速度，但效率和发展速度不是、也不应该是唯一的诉求、目标。

缕 兰：有点深奥，

爸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