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初十刚过，景曜就开始等了。

文武信上说正月十五之前会来一趟，他没说具体哪一天，景曜也不好去催。只是每天早饭后，他都会不自觉地往村口那条路上望两眼。

林氏看出了儿子的心不在焉，一边纳鞋底一边问：“等人呢？”

“嗯，同窗要来。”

“就是你上回说的那个文公子？”

“是。”

林氏点了点头，没再多问。但那天下午，她把院子里外仔细扫了一遍，又把堂屋的桌凳擦了两遍。

景昭成亲时贴的红双喜还在院墙上，被风吹得卷了边，林氏用浆糊重新按平了。

“娘，不用这么讲究。”景曜说。

“人家头一回来，不能让人看轻了。”林氏头也不抬，继续擦桌子。

景曜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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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十三，天刚亮，景曜就被一阵喧哗吵醒了。

“景曜！景曜！快出来！”

是隔壁张叔的声音，比平时高了八度，带着一种景曜从未听过的兴奋。

他披上棉袄推开门，张叔正站在院门口，脸上的皱纹因为激动而挤成了一团：“村口来了辆马车！好大的排场！说是找你的！”

景曜心里一动，快步往村口走。

赵家坳只有一条土路进出，路两边是光秃秃的田埂和几棵老榆树。此刻，村口的老槐树下，停着一辆青帷马车。

那马车村里人大多从未见过的——不是村里拉货的板车，也不是镇上载客的骡车，而是真正的马车。车身是深色的木料，漆面在晨光里泛着温润的光，车帷是青色的厚缎，四角垂着同色的流苏。拉车的是一匹枣红马，皮毛油亮，蹄子在地上轻轻刨着，鼻子里喷出白色的雾气。

车旁站着一个穿灰色棉袍的老仆，手里提着两个包袱，正耐心地等着。

村里已经围了一圈人。

孩子们最兴奋，围着枣红马转来转去，想摸又不敢摸。几个胆大的蹲在地上看马蹄，说“这马蹄子比咱们村的驴蹄子大一圈”。大人们站在稍远处，交头接耳，眼神里有好奇，也有几分小心翼翼的敬畏。

“这是谁家的马车？”

“找景家的曜儿的。”

“景家什么时候攀上了这样的人家？”

“听说是书院的同窗。”

“书院的同窗？那得是什么家底啊……”

张婶扯了扯身边人的袖子，压低声音说：“你看那车帷子，那是缎子面，我估计够我一家做衣服的钱了，还有那马，你看那膘，咱们村的牛都没那么壮。”

景曜穿过人群，走到马车前。

车帘掀开，文武探出身来。

他今天穿了一件藏青色的棉袍，领口露出一圈白色的狐毛，衬得整个人清贵而内敛。脚上是一双厚底的鹿皮靴，踩在雪地上咯吱咯吱响。他下了车，整了整衣冠，对景曜拱手一礼。

“景兄。”

“文兄。”景曜还礼，心里却在想——每一次都像是从画里走出来的。

文武转头对老仆说了句什么，老仆从车上又搬下两个包袱，加上原先的两个，一共四个，在雪地里摆了一排。

“备了些薄礼，不成敬意。”文武说得轻描淡写。

景曜还没来得及推辞，身后已经响起了窃窃私语。

“四个包袱，你看见没有？”

“那包袱皮都是绸的。”

“人家说的‘薄礼’，跟咱们说的‘薄礼’不是一回事。”

景曜听见了，但没有回头。他接过两个包袱，引着文武往家里走。老仆提着另外两个跟在后面。

一路上，不断有人从门缝里、窗户里探出头来看。几个小孩子跟在后面跑，被大人喊回去，喊回去了又跟上来。文武走在土路上，鹿皮靴踩进雪里又拔出来，鞋面上沾了泥，但他神色如常，步伐不紧不慢。

走到景家门口，林氏已经迎出来了。

她换了一身干净的藏青色棉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用一根银簪别着。那银簪平时舍不得戴，今天是头一回见她拿出来。

“娘，这是文武文公子。”景曜说。

“文公子好。”林氏微微欠了欠身，双手在围裙上擦了一下，才伸手去接包袱，“快进屋坐，外面冷。”

“伯母客气了。”文武双手将包袱递过去，动作自然而恭敬。

堂屋里，炉火烧得正旺。

景德厚坐在主位上，换了一身半新的黑棉袄，胡子刮得干干净净。他看见文武进来，没有起身，只是点了点头。

文武却快步上前，双手抱拳，弯腰行了一个大礼：“晚辈文武，见过景家爷爷。”

这一礼行得郑重其事，不像是寻常同窗之间的客套，而是晚辈对长辈的敬重。景德厚愣了一下，随即伸手扶了一下：“后生不必多礼，坐，坐。”

文武在客位上坐下，腰背挺直，双手放在膝上，目光平视。他打量了一下堂屋——墙上糊着发黄的报纸，梁上挂着几串干辣椒，灶台边的水缸沿上豁了一个口子。但他脸上没有任何异样，仿佛坐的是一间雕梁画栋的厅堂。

林氏端了茶上来。

茶碗是粗瓷的，碗沿有一道细细的裂纹，但洗得很干净。茶是自家后山采的野茶，用滚水冲泡，汤色发黄，叶片粗大。

“文公子，家里没什么好茶，将就喝一口。”林氏的语气里带着一丝歉意。

文武双手接过茶碗，捧到嘴边，轻轻吹了吹浮叶，喝了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