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从来没有提起过这些信。

她把这些信藏在铁皮饼干盒里，塞在床底下，用旧衣服和樟脑丸盖住。她守了这个秘密一辈子，直到去世。

为什么？

我拿起最后一封信，又看了一遍最后那句话：“如果有人来找你问起我的事，把信交给他。”

有人来找过吗？

我不知道。

但我注意到一个之前忽略的细节——信封上的邮戳。我拿起第一封信的信封，凑到窗边借着最后的天光仔细看。邮戳上的字已经很模糊了，但还是能辨认出几个字：“柳河”，“1971”。

柳河县。

李飞从西望村寄出的信，走的柳河县的邮政。

我又拿起第七封信的信封。邮戳上的日期是1975年8月。也就是说，这封信寄出之后没多久，他可能就出事了。

我翻到第七封信的背面，发现右下角还有一行小字，像是后来加上去的，笔迹比正文淡一些：

“另：饼干盒里有一张图纸，是陈工留给我的。你看不懂没关系，留着。将来会有人用得着。”

陈工。

指的是我外公。陈鹤年。

我拿起那个铁皮饼干盒，翻过来摇了摇。里面已经没有东西了。我又伸手到纸箱子里摸了摸，摸到一个扁平的塑料袋，用胶带粘在纸箱的内壁上。

我撕开胶带，打开塑料袋。

里面是一张折叠起来的牛皮纸。展开之后，大约有A3纸那么大，上面是用铅笔绘制的一幅图纸。线条精细，标注密密麻麻，画的是一座建筑物的剖面结构图。

图纸的右下角，有一行铅笔小字：

“西望村地下祭祀坑结构示意图。测绘人：陈鹤年。一九六〇年十一月。”

我捧着那张图纸，在地板上坐了很长时间。

窗外的天色已经完全暗下来了。房间里没有开灯，只有窗外透进来的路灯光，朦朦胧胧地照在图纸上。那些铅笔线条在昏暗的光线中若隐若现，像是一条条通往地下的路。

我盯着图纸看了很久，然后把它小心地折好，放回塑料袋里。又把那七封信装回铁皮饼干盒里。

我把这两样东西分开藏在了不同的地方——图纸夹在了书架上那本《西方美术史》的书页中间，饼干盒放回了衣柜最上层的被褥后面。

做完这一切，我站在客厅中央，环顾了一圈这个我住了三十多年的家。

它忽然变得陌生了。

好像每一面墙后面都藏着暗格，每一块地板下面都埋着秘密。而我活了三十六年，到今天才第一次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