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边的风在傍晚时分变得轻柔了，不再像午后那样裹着银杏叶漫天翻滚，而是贴着江面慢慢吹过来，把芦苇沙洲上的芦花一缕一缕地撩起来，又轻轻放下。宋荔坐在江堤的石凳上，周渡的轮椅停在她旁边。他的膝盖上盖着她从家里带来的毯子——深灰色的，边角磨出了毛边，是很多年前小姨织的。毯子上的毛线已经洗得发薄了，但每年秋天她都会拿出来用。

夕阳沉下去之后，天空从橙红色慢慢过渡成深紫色，再往上是一片正在变暗的灰蓝。江对岸的城市亮起了灯，远远看去像一串散落在黑色绒布上的碎钻。周渡睡着了。他的头歪在轮椅靠背上，嘴巴微微张着，呼吸平稳而缓慢。宋荔没有叫醒他。她把他的手从轮椅扶手上轻轻拿起来，放在自己膝盖上，两只手覆着他的手背。他的手很大，年轻时能单手抓起篮球，现在指节因为关节炎微微变形，但掌心还是温热的。

她低头看着他无名指上那枚素金指环。戒指被戴了太久，边缘磨得锃亮，靠近掌心的那一面有一道浅浅的划痕——那是他退役后在青训队带孩子们打球时，被篮架上的螺丝刮的。他当时用胶布把戒指缠了好几圈，回家之后她帮他摘下来，用药水擦那道划痕，擦了很久。划痕没有擦掉，但她觉得留着也好。每一道痕迹都是活着的证据。

芦苇沙洲上的芦花在暮色里白得发亮，像一群不肯散去的萤火虫。宋荔望着那片沙洲出神。她想起很多年前，也是这样一个傍晚，她站在这片沙洲上踮起脚亲了他。那时候她十七岁，血小板低得随时可能流血不止，嘴唇干裂起皮，亲上去的时候把血沾在了他的嘴唇上。他尝到了铁锈的味道，但没有退。那是她第一次主动亲一个人。在那之前，她以为自己这辈子都不会主动靠近任何人——不是因为不想，是因为不敢。一个连鼻血都止不住的人，有什么资格去靠近另一个人的体温？

但周渡没有让她回答这个问题。他只是站在那里，手里拿着一管防晒霜，等她从天台上下来。一等就是六十多年。

周渡动了一下，醒了。他花了几秒钟才认出自己在哪里，然后转过头看她。他的视力已经不如从前，傍晚的光线又暗，他只能模糊地看到她白色的头发和红色的眼睛——那两点红色是他这辈子最熟悉的颜色，比任何颜色都更深，更亮，更不会褪色。

“几点了？”他的声音沙哑。

“快七点了。”宋荔把他的手放回轮椅扶手上，“你睡了好一会儿。”

“又睡着了。我最近老睡着。”

“很正常。九十一岁的人，随时随地睡着是正常的。”

“你不也七十八了，你怎么不睡着。”

“因为我比你年轻。十三岁的差距到老了还是管用的。”

周渡笑了一下，声音很轻，像是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他伸手去摸她的脸，手指碰到她的颧骨——她的皮肤上也有皱纹了，但比同龄人少得多。秦川说那是因为她年轻时长年吃免疫抑制剂，皮肤代谢比别人慢，老得也慢。“你老了还是好看。”他说。

宋荔没有回答，只是把他的手指握在手心里。她知道他在说什么。他不是在说她的脸——他是在说，六十多年了，每天醒来看到她，还是觉得好看。从她在天台上蹲着被风吹成一只白色塑料袋开始，到剃光头发头皮青一块紫一块地躺在ICU里，到穿着红裙子在球馆最后一排扶着椅背站起来，到穿着白大褂在门诊室里给年轻的病人讲解移植方案，到现在白发苍苍手腕上戴着“回家”两个字坐在江堤上。每一个版本的她，他都见过。每一个版本，他都觉得好看。

“周渡。”

“嗯？”

“你今天有没有想起什么以前的事？你最近老在梦里说以前的事。”

周渡沉默了一会儿。他的手指在她掌心里微微蜷起来，然后松开。“想起我第一次去你病房那天。你从住院部跑出来，蹲在门口台阶上，穿着白色卫衣，帽子拉得很低。我坐出租车到的时候，你站起来，跟我说——你生了什么病不能告诉我。然后你抓着我的袖口，把额头抵在我胸口上，说你累了。那是你第一次主动碰我。不是摸头，不是亲，是抓袖口。你的手指凉得像刚从冰水里捞出来的，隔着布料我都能感觉到。”

“那时候我的血红蛋白只有六点几。”宋荔说，“输血输到一半跑出来的。回去被护士长骂了一顿。”

“你活该被骂。”

“我知道。但我没后悔。”

周渡把她的手拉起来，放在自己膝盖上。他的膝盖上盖着毯子，毯子下面是那道长长的旧疤，从膝盖骨一直延伸到胫骨。那是他职业生涯最后一次重伤留下的——髌腱断裂，手术做了将近四个小时。当时秦川在手术室外面站了全程，出来之后在伤病报告上写了一行字：“髌腱吻合术完成，修复顺利。但术后康复至少需要六个月。”他在病床上躺了两个月，宋荔每天下班之后来医院，带着保温杯和笔记本电脑。保温杯里是红枣水，电脑里是她没改完的论文。她坐在陪护椅上，一边改论文一边陪他复健。那时候她已经是一个独立的研究员了，时间很紧，但她每天都会来。不是因为欠他什么，是因为她知道一个人躺在病床上是什么感觉。她躺过太多次了。

“我也没后悔。”周渡说，“任何事都没后悔过。递防晒霜不后悔，每天在你病房外面站着不后悔，选南方俱乐部不后悔，等了十年不后悔。膝盖伤了也不后悔——因为伤了之后你每天来医院陪我，那段时间我每天都盼着下午四点钟。因为四点你下班，三点五十我就开始看门。”

宋荔垂下眼睛。她想起那些下午，她推门进来的时候他躺在病床上，左腿吊在牵引架上，手里拿着手机。手机壳上贴着便利贴，是她前几天写的——“膝盖会好的。不好也没关系，我扶你。”她把便利贴从手机壳上揭下来，重新写了一张贴上去：“今天红枣水放了冰糖。少放的。血糖。”

“周渡。”她忽然开口，声音很轻，“你觉不觉得，我们在一起太久了。久到我有时候觉得你不是你，而是我的一部分。就像我的左臂或者右眼。”

“像你的白细胞。”

“对。像我的白细胞。”

“你以前说过，我的作用是煮红枣水。”

“那时候是那时候。现在是现在。”她把他的手翻过来，掌心朝上，用拇指按着他掌心里那颗老茧——那是投篮投了几十年留下的。茧子被磨平了很多次，又长出来，磨平了又长，最后变成了一层厚厚的、均匀的角质，和皮肤融为一体。“现在你是我身体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是比喻。你的步数影响了我的步数，你的心率影响了我的心率，你站在罚球线上的时候我在场边也会屏住呼吸。陆知行说这叫‘情感关联系数’，沈彻说是‘心理生理耦合效应’，秦川说这俩词是一个意思，就是——你俩分不开了。”

周渡低头看着她的手指在他掌心里画圈。她的指甲剪得很短，边缘整齐，是实验室里戴惯了手套的手。“我们还有多久？”他问，声音很轻，像是在问一个他不确定自己想知道答案的问题。

宋荔抬起头看着他。他的眼睛在暮色里显得很浑浊，但瞳孔深处还是有一点光——那点光她从十七岁看到七十八岁，从来没有熄灭过。她想了想，回答的方式和六十年前在病房里回答“你生的什么病”时一模一样——冷静、客观、不带任何情绪的渲染。但每一个字都是真的。

“我不知道。但陆知行在最后那篇论文里写过——我的嵌合率已经稳定了六十一年。调节性T细胞比例比正常范围高，但功能完全正常。他说这个状态理论上可以维持到寿命终点。换句话说，我的寿命终点不是由骨髓决定的。”

“那是由什么决定的？”

“由概率。由命运。由基因里我还没搞清楚的那些东西。”她把他的手放回毯子上，然后站起来，走到轮椅后面，握住把手，“但有一件事我很清楚——陆知行给我做过的所有预测模型里，从来没有预测到我会活到今天。所有的曲线、所有的概率、所有的显著性检验，在六十一年面前都不算数。所以我不再预测了。我只知道今天我还在。你也在。这就够了。”

她把轮椅转了个方向，开始沿着江堤慢慢往回推。轮椅的轮子在石板路上碾过，发出规律而柔和的声响，和远处江水拍岸的声音混在一起。她走得很慢，每走一步左膝都会轻微刺痛——那是她七十八岁的膝盖在抗议。但她的手很稳。推了他一辈子轮椅，从来没有让轮椅失控过。

“宋荔。”周渡的声音从轮椅里传出来，闷闷的，被风吹散了一半。

“嗯？”

“我不急。我就是想让你知道——我这辈子最怕的不是死。是有一天我醒过来，不记得你长什么样了。”

宋荔停下脚步。她把轮椅转过来，走到他面前蹲下。她握住他的手，低头在他掌心落了一个吻。位置正好是那颗老茧的正中央。“你不会忘的。你每天都看着我。看了六十多年。就算有一天你真的忘了——我还在。我会告诉你，你是谁，我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走了多远。我会把所有的故事重新讲一遍。从天台上开始，到今天的江堤上结束。然后再从头开始讲。一直讲到你记起来为止。”

周渡看着她。暮色里她的脸已经很模糊了，只能看到白色的头发和红色的眼睛。但那两点红色是他这辈子见过的最清晰的东西——比任何路标都更清楚，比任何星光都更稳定。他伸手去摸她的脸，手指碰到的皮肤是温热的。他笑了，虎牙露出来。“那你要讲很久。”

“我有时间。一辈子不够，就用下辈子。”她把他的手放回毯子上，站起来，重新握住轮椅把手，继续往前走。

路灯亮起来了。橘黄色的光在江堤上铺开，把他们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远处第四中学的晚自习铃声响了，隐隐约约地从江对岸飘过来。银杏树在路灯下安静地站着，满树金黄色的叶子在夜风里轻轻摇晃，像无数只小小的手掌在无声地鼓掌。轮椅的轮子继续往前滚，咕噜咕噜地，一直响到巷子尽头。第十七章

陆知行的分子生物学笔记本从第一页翻到最后一页需要四十七分钟。宋荔知道这个精确的数字，不是因为她计过时，而是因为陆知行在笔记本扉页上写过——“建议阅读时长：45-50分钟”。她翻完最后一页的时候，窗外的银杏叶已经黄了一半。九月了。

她坐在高三七班靠窗的位置上，面前摊着的不再是陆知行的笔记，而是她自己的笔记本。封面上是她自己写的标签——“遗传学专题整理”，字迹比一年前有力得多，横平竖直，不再像在纸上画波浪线。她用了整个暑假把陆知行的三册手抄笔记誊写了一遍，不是照抄——她把每一章的内容拆开，重新按自己的逻辑排列，在空白处补充了她能找到的所有延伸阅读材料。主治医师说她不能长时间看屏幕，她就去学校图书馆翻纸质文献。《遗传学》期刊合订本从九十年代排到现在，她一本一本地翻，找到有用的就用手机拍下来，打印出来贴在本子上。陆知行看到她这本笔记的时候沉默了整整十秒钟——对别人来说十秒钟不算什么，但对陆知行来说，十秒钟的沉默大概相当于普通人的十分钟惊叹。

“你的逻辑框架，”他最后说，“比我原来的更清晰。”

宋荔当时正在整理笔袋，听到这句话之后把笔袋拉链拉上，抬头看他。“你这是在夸我？”

“是的。”

“那你学会夸人了。”

“我没有学会。我只是陈述了一个事实。”陆知行把她的笔记本翻到其中一页，指着她在空白处写的一行批注，“这里——你写‘该假说目前缺乏大规模临床数据支持’。这是正确的质疑。我在原始笔记里没有提这一点。”

“因为你的笔记是给我一个人看的。你知道我会自己去查。”

“对。”陆知行把笔记本合上还给她，“我知道。”

开学已经两周了。高四——不对，现在叫高三复读班。宋荔去年休学一年，错过了高考，学校把她安排在复读班，和应届的高三学生一起上课。她的同班同学大多比她小一岁，看她的眼神带着一种好奇的敬畏——白头发、红眼睛、休学一年差点死掉又活着回来的学姐。没有人叫她的外号了。外号“白兔”在她离开的这一年里自然消亡了，像一种被时间免疫系统清除掉的旧病毒。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正式、更疏远的称呼——“宋荔学姐”。她每次听到这个称呼都会点点头，不多说。

复读班的学习节奏比正常高三更紧张。教室后面贴着一张倒计时牌，每天由值日生更新，今天是“距离高考还有268天”。班主任每天早自习之前都会站在讲台上重复同一句话：“你们是复读班，不是应届班。你们没有退路了。”宋荔每次听到这句话都会低下头继续看书。她不是没有退路——她的退路在一年前就已经走完了。最坏的退路是死亡。她没有死，那剩下的路就都是前进。

她的身体状态在持续改善。八月做了一次全面的骨髓检查，嵌合率仍然是百分之九十七以上，血常规各项指标继续向正常范围靠拢——血小板已经突破了十万，血红蛋白突破了一百一，白细胞稳定在四点五。主治医师把化验单看了一遍，然后做了一件他从来不轻易做的事：把她免疫抑制剂的剂量再减了三分之一。“如果这个趋势保持到年底，”他说，“明年春天可以尝试停药观察。”

停药。这两个字宋荔想了很久。不是治愈——再生障碍性贫血和骨髓移植都不是可以被“治愈”的疾病，移植后的排异风险终身存在，她的免疫系统可能永远都会有一些奇怪的脾气。但停药意味着她的身体和供者细胞之间终于达成了某种和平协议，不再需要靠药物来压制。意味着她可以不用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吞一把药片。意味着她可以去更远的地方。

她那天走出诊室之后给小姨打了个电话。“小姨，医生说春天可以尝试停药。”小姨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然后她说：“你妈停药的那年春天，怀了你。”宋荔攥着手机的手指收紧了一下。她从来没有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想过——妈妈的停药和她自己的出生在同一个季节。她站在医院门口的银杏树下，仰头看着满树的绿叶，没有说话。

九月的第三周，周渡回到了省队。亚青赛之后U19国家队解散了，所有球员各回各队。他在最后一场比赛中的表现被多个职业俱乐部的球探看中，有两家已经通过官方渠道向C省青年队询问了他的合同情况。主教练把他叫到办公室，桌上摊着两份传真。

“一份是北方的，一份是南方的。都是甲级联赛俱乐部。”主教练把哨子放在桌上，看着周渡，“他们想要你明年满十八岁之后以青年球员身份签约。你有两个月时间考虑。北方那家给的钱多，但竞争更激烈。南方那家球队实力更强，但你在他们的位置上可能会有更长的替补期。”

周渡没有看传真。他看着主教练，问了一个跟合同完全无关的问题。

“南方的那家，离我老家多远？”

主教练愣了一下。他低头翻了翻资料。“高铁，大概两个小时。你问这个干什么？”

“两个小时够不够每个周末回去一趟？”

主教练沉默了一瞬。然后把传真收起来，靠在椅背上。“周渡，你现在问这种问题太早了。你现在要考虑的是职业发展，是上场时间，是——”

“我知道。”周渡打断了他，“但我答应过她，每个假期都回来。如果我在南方，周末也算假期的话——两个小时够了。”

主教练看了他很久。他执教二十年，见过太多年轻球员在职业选择面前犹豫不决。有的是因为钱，有的是因为怕坐冷板凳，有的是因为不想离开舒适区。但周渡犹豫的原因跟他见过的所有人都不一样。不是因为不职业——是因为太认真。认真到把一个十七岁在江堤上许的承诺，一直背到了十八岁，背到了职业合同面前。

“你那个女朋友，”主教练把哨子拿起来又放下，“现在身体怎么样了？”

“能跑了。”周渡说，“她在学校操场上跑。已经可以跑一圈了。”

主教练没有再接话。他把两份传真推到周渡面前。“都看看。回去想。不急着答复。”

周渡把传真叠好塞进运动包里。走到门口的时候，主教练又叫住了他。

“周渡。那个女孩——她知道你在为了她把职业生涯的选择都改了吗？”

“不知道。”周渡说，“她要是知道了会说我是笨蛋。”

“那你是不是？”

“是。”周渡笑了一下，“但笨蛋会投篮。”

九月底的一个周六，周渡给宋荔打了一个电话。他站在省队训练基地的室外篮球场上，脚下的水泥地被太阳晒得发烫。九月的阳光仍然很烈，他打着赤膊，浑身是汗，左手腕上那个护腕已经被汗水浸透了，颜色从黑色变成了深灰。

宋荔接电话的时候正在学校图书馆里整理遗传学笔记。她压低声音说了句“等我出去”，然后穿过阅览室，推开图书馆的后门，走进教学楼后面的小花园里。这里以前是旧花房，她高一时经常一个人躲在这里，荒废了很多年之后被学校改成了一个小型的户外阅读区，摆了几条木长椅和一张石桌。九月末的花园里没有人，桂花开了满树，甜腻的香气浓得几乎能把人熏晕。

“好了。”她在石桌旁边坐下来，“你说。”

“我收到了两份职业合同。”周渡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北方一份，南方一份。北方给的钱多，南方离家近。”

“哪个对你打球更好？”

“南方。”

“那你去南方。”宋荔说，没有犹豫。

“你不问我为什么选南方？”

“不需要问。你说南方对你打球更好。那就去南方。”

周渡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他低头看着自己脚上的球鞋——这双是新发的队鞋，不是那双绣着“S+L”的定制款。那双已经磨坏了，鞋底的花纹磨平了，鞋面上的白色皮革蹭出了一道道灰色的划痕。他把那双鞋刷干净放在宿舍床底下，没有扔。

“如果我说南方离你更近，两个小时就能回来——”他开口。

“那是附加价值。”宋荔打断他，“不是主要理由。”

“你怎么知道？”

“因为你说了‘南方对你打球更好’。这句话你先说的。如果你先说的是离家近，那就不是附加价值。但你先说了打球。”宋荔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平平的，但每个字的顺序都分毫不差，“周渡，我认识你快一年半了。你说话的习惯我背得出来。”

周渡靠在篮球架上，仰头看着天空。九月的天空蓝得很浓，云朵被风吹成一丝一丝的薄纱。他忽然想笑，但忍住了。

“那我说实话。我想选南方，因为离你近。两个小时高铁，周末可以回来看你。打球好是附加理由。”

“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宋荔说，声音里没有生气的成分。

“跟你学的。你也不听话。”

宋荔把手机换到另一只手上，另一只手翻开了面前的笔记本。笔记本上密密麻麻的字迹里，有一页的边角画了一个小小的篮球，是她前几天无聊的时候画的。画得很丑，篮球不像篮球，像个长了痘的橘子。她用手指摸了摸那个橘子篮球的轮廓，然后对着手机说：“那就去南方。附加价值也是价值。”

“宋荔。”

“嗯？”

“明年你高考完，我在南方等你。”

宋荔没有回答。她把笔记本合上，站起来走到桂花树下面。桂花落了她一肩，细密的金黄色花瓣粘在她白色的头发上，远远看去像撒了一层碎金。她伸手接住几朵正在飘落的桂花，花瓣在她掌心里轻得几乎没有重量。

“等我高考完，”她说，“我可能会考到南方去。”

“生物系？”

“生物系。遗传学。”

“那就更近了。”

“嗯。”她把桂花放在石桌上，看着花瓣在微风中轻轻滚动，“更近了。”

十月下旬的一个傍晚，宋荔在学校的操场上完成了人生中第一个完整的一千米慢跑。

不是走，是跑。从头到尾，中间没有停下来走一步。她的运动鞋踩在塑胶跑道上发出有节奏的嗒嗒声，她的呼吸从一开始的急促慢慢变得平稳，她的心脏在胸腔里有力地跳动——那是新的骨髓造出的红细胞在血管里运输氧气，是新的血小板在随时准备堵住任何可能的微小出血，是新的白细胞在替她警戒着这个世界。她跑到终点的时候弯下腰撑着膝盖喘气，夕阳从操场尽头的梧桐树后面漏过来，把她的白色头发染成了暖橙色。她低头看着脚下的塑胶跑道，红色的跑道在她眼里比任何风景都好看。

她掏出手机，打开微信步数。今日步数：六千七百步。她把截图发给了陆知行。

陆知行秒回：“收到。已录入。今日步数为移植后最高值。备注：你说可以慢跑了，现在是真跑了。”

她又把截图发给了周渡。

周渡的回复在十秒钟后到达，没有文字，只有一个表情包——一个简笔画的兔子在绕圈跑，四条腿甩成四个白色的轮子。她不知道他从哪里弄来的这种表情包，大概率是自己画的，因为他画兔子的水平从她认识他开始就没进步过。

她对着屏幕笑了一下。然后她走到操场旁边的长椅上坐下来，拧开保温杯喝了一口水。保温杯还是那个粉色的兔子杯，杯盖上的便利贴已经换了一张新的。上面写的是：“当你看到这张纸的时候，你已经跑了很久了。再跑一会儿。”

这张便利贴是她自己写给自己的。周渡不知道，陆知行不知道，小姨也不知道。她开始学会给自己留便利贴了——不是因为她需要鼓励，而是因为她发现，被人在乎的感觉很好，而在那个在乎的人不在身边的时候，她自己也可以临时充当那个人。

她喝完水，拧好杯盖，站起来继续跑。

十一月，银杏叶黄透了。

第四中学的操场边上有一排银杏树，树龄不大，但每棵树都长得很直。十一月的风吹过来的时候，金黄色的叶片像一把把微型扇子从枝头旋落，铺满了半个跑道。学校没有让人扫——大概是觉得好看，或者单纯是没人愿意在秋风里跟落叶作对。宋荔每天下午在操场上慢跑的时候都会踩到那些落叶，干燥的叶片在鞋底碎裂，发出细碎的咔嚓声。

她已经可以跑两千米了。速度不快，大概七分钟一公里的配速，对正常的高中生来说这个速度几乎不算跑步。但对她来说，每一步都是她一年前扶着输液架在走廊里挪动的十倍距离。她的体重从最低的七十一斤涨到了九十二斤，手腕上终于摸不到骨头尖锐的棱角了。她的头发长到了肩胛骨以下，小姨每天早上给她梳头的时候梳子上不再缠着断发。她把抽屉里那六十三个白色发团拿出来数了一遍，放回去，又把最近几个月攒的新头发团拿出来对比——新的发团很小，只有不到十个，都是洗头时正常脱落的。她把新旧发团分别放进两个透明塑料袋里，在袋子上贴了标签：“2023年（病期）”“2024年（恢复期）”。这是她跟陆知行学的。

十一月的第二个周末，人民医院血液科打来电话，通知她去做一年一度的骨穿复查。骨穿——骨髓穿刺——是她最熟悉的检查之一。她在过去两年里做过多少次骨穿她已经不数了，每一次都是趴在治疗床上，后背消毒，局部麻醉，然后一根粗长的穿刺针旋转着钻进髂后上嵴，抽出半管暗红色的骨髓液。麻醉只能麻掉皮肤和皮下组织，骨头内部的疼痛是麻不到的——那是一种无法描述的钝痛，像有人在用一把没开刃的螺丝刀在你的骨头上缓慢地钻洞。

她躺在治疗床上的时候，主治医师把穿刺针准备好，铺巾消毒。小姨站在门外，隔着玻璃窗看着她的背影。宋荔把脸埋在治疗床的垫子里，闭着眼睛，深呼吸。穿刺针钻进去的那一瞬间，她的手指攥紧了床单，指甲发白，但没有出声。几秒钟之后，疼痛从锋利的钻痛变成了一种钝钝的胀痛——骨髓液正在被抽出来。她把眼睛睁开一条缝，看着墙上贴着的血液科宣传画，上面写着“关注血液健康”六个大字，配了一张不知道从哪里找来的卡通血滴图。

“好了。”主治医师把穿刺针拔出来，用纱布按住穿刺点，“按压十分钟。”

宋荔翻过身来，自己按住纱布。她的额头上一层细密的冷汗，在日光灯下闪着光。她的手指在微微发抖，但脸色没有变。主治医师看着她，忽然想起一年多前，这个女孩第一次来做骨穿的时候，全程一声不吭，做完之后说了句“不疼”。那是谎话。现在她还是不吭声，但她已经不再说“不疼”了。她不骗人了。

“你现在的骨髓液，比去年清亮了很多。”主治医师把标本管举到灯光下看了看，“去年抽出来的时候是稀薄的淡红色，几乎看不到骨髓颗粒。现在是深红色的，颗粒很明显。你的骨髓，真的活回来了。”

宋荔看着那管暗红色的液体。那是从她自己的骨头里抽出来的，是陆知行的造血干细胞在她体内重新构建的骨髓造出来的血液。她的血液不是她自己的，是她和另一个人共同的。她的身体里住着两个人的细胞，两颗心脏隔着胸骨和肋骨在不同的人身上跳动，但造出来的血液是同一套基因。

“医生，我想把这次的骨髓液留一点样本。”

“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