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推行的第二个月，萧景曜和沈时渊之间出现了第一道裂痕。不是大事。是一件很小的事——一个官员的任命。

蓟州布政使司缺了一个左参政，从三品，管钱粮民政。沈时渊拟了个人选：吏部考功司郎中何继昌，做了十五年考功，熟悉各地方官员的政绩底细，为人谨慎，从不站队。在朝会上沈时渊照例出班奏事，把蓟州布政使司左参政的缺额报上去，然后平静地说了句“臣举吏部考功司郎中何继昌补缺”。语气跟每次奏事时一模一样，稳而淡，好像只是在念一份粮草清单。

然后萧景曜开口了。

“何继昌此人，朕以为不妥。”他的声音从龙椅上传来，不大，但咬字很清，“蓟州是边防重镇，左参政管钱粮民政，须得熟悉边务之人。何继昌在吏部做了十五年考功，从未出过京，对边境一无所知。朕以为，应从蓟州本地提拔。”

大殿里瞬间安静了。那种安静不是平时朝会上的肃静，是所有人同时屏住了呼吸的静。站在前排的吏部尚书偷偷抬了一下眼皮，又飞快地垂下去。都察院左都御史的手指在笏板上轻轻敲了一下，然后停了。

这是萧景曜登基以来第一次公开反对沈时渊的意见。不是私下商议，不是在御书房里关上门讨论。是在太和殿上，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否决了沈时渊举荐的人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