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新年的第一天，梧桐巷的积雪还没化完，悬铃木光秃秃的枝丫上挂着冰凌，在阳光下亮得像一串串水晶帘子。早餐铺关门了，老板娘回老家过年，门口贴着一张红纸，上面写着“初八开业”，红纸的边角被风吹得翘起来，像一个正在挥手告别的人。杂货店还开着，老板在门口挂了一串红灯笼，收音机里放的不是戏了，是新年音乐会，维也纳金色大厅的现场，交响乐的声音从那个老旧的收音机里传出来，经过杂货店门口那两棵悬铃木的过滤，到了花店门口就只剩下一些断断续续的、像风一样的弦乐声。

花店没有关门。林星晚在元旦这天照常营业，不是因为缺钱，是因为她想开门。一年到头忙忙碌碌的，好不容易有了几天可以自己支配的时间，她不想窝在家里看电视。她想待在花店里，闻花的味道，听风铃的声音，看团团在暖气片旁边睡成一摊橘色的液体。

顾深寒也来了。他今天没有穿大衣，穿了一件黑色的高领毛衣，袖子卷到小臂，露出一截手腕和一块他很少戴的表——一块老式的欧米茄，表盘是象牙白的，皮表带已经有裂纹了。林星晚注意到这块表不是他平时戴的那块，平时戴的那块是现代的、简约的、没有任何多余装饰的黑色陶瓷表，和这块老式欧米茄是完全不同的风格。

“你今天戴的表不一样。”林星晚说。

顾深寒低头看了一眼手腕，好像忘了自己戴了这块表。

“这是我外公的。”他说。

林星晚没有追问。她知道“外公的”这三个字后面一定有很多她没有听到的故事，但如果他不想说，她就不问。她只是拿起手机，拍了一张他手腕的照片——不是刻意拍表，是拍他抱着团团的样子。团团窝在他怀里，橘色的毛和黑色的毛衣形成了温暖的对比，那只老式欧米茄在他腕骨突出的位置微微滑动，表盘上的光线是暖黄色的，像一扇小小的、通往另一个时间的窗户。她喜欢这张照片。因为这张照片里的顾深寒没有在看她，没有在工作，没有在做任何需要他“表现”的事情。他只是在摸猫。

新年的第一天就这样过去了。没有烟花，没有倒计时，没有跨年的仪式感。林星晚包了几束花——元旦也有人买花，不多，三五个客人。顾深寒帮她整理花材，把小苍兰按颜色分类排好，把尤加利叶剪成统一的长度，把用过的花艺剪清洗干净擦干放回原位。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不像是在帮忙，更像是在——生活。在这个花店里，和这个人一起，度过这个日子。这个日子和其他日子没有任何不同，但因为和她一起度过，它就变成了一个可以被记住的日子。

傍晚，天快黑了。林星晚正在收拾工作台，准备关店。她把没用完的花材放进保鲜柜，把剪刀和钳子挂回墙上，把地扫了一遍——洋甘菊的叶子和尤加利叶的碎屑混在一起，扫起来的时候发出沙沙的声响。她蹲在地上用簸箕接垃圾，顾深寒站在她旁边，手里拿着垃圾袋，等她扫完这一堆倒进来。这个画面太日常了，日常到如果有人在旁边拍一张照片，不会觉得这是一对情侣——不，他们不是情侣——这就是两个一起生活的人。一个扫，一个接，没有对话，没有眼神交流，但配合得比任何说了“我爱你”的人都要默契。

“顾深寒。”

“嗯。”

“你今晚有事吗？”

“没有。”

“那你可以晚点走。”

“好。”

林星晚扫完地，站起来，把簸箕里的垃圾倒进顾深寒撑开的垃圾袋里。他收紧袋口，打了个结，放到门口——明天早上扔。她看着他做这些事，看着他黑色的高领毛衣上沾着一小片洋甘菊的叶子，白色的，小小的，像一个被遗忘在黑色画布上的、孤独的笔触。

“顾深寒。”

“嗯。”

“你会弹钢琴对吧？”

“会。”

“弹一首给我听。”

顾深寒抬起头看着她。花店里的灯已经关了大半，只留了吧台上方那盏藤编灯罩的吊灯。光线是碎的、暖的、星星点点的，落在她的脸上，落在他的手上，落在两个人之间那盆他包歪了的圣诞花束上——那束花还放在茶几上，左边比右边多了两枝白色的洋牡丹，花瓣已经开始蔫了，但颜色还在，形状还在，歪歪扭扭的存在本身还在。

“这里没有钢琴。”他说。

“你家有。”

顾深寒看着她，看了三秒。

“你想去我家？”他问。

林星晚的心跳漏了一拍。不是因为他问了这句话，是因为他问这句话的语气——他没有犹豫，没有紧张，没有任何“我把你带回家意味着什么”的斟酌。他就是问她：你想去我家吗？像一个普通人问另一个普通人：你想去吃那家面馆吗？你想去看那场电影吗？语气是一样的——平铺直叙的、不带任何预设的、尊重对方选择的。

“想。”林星晚说。

顾深寒点了下头，拿起大衣，帮她从衣架上取下围巾。他把围巾递给她的时候，手指碰到她的手指。他的手是凉的，她的是暖的。凉和暖碰在一起，没有互相抵消，而是变成了一种新的温度——不冷不热，刚好是让人想多停留一会儿的温度。

“走吧。”他说。

顾深寒的公寓在城北，离梧桐巷大约半小时车程。林星晚坐在副驾驶上，把围巾解下来放在膝盖上，看着车窗外流动的街景。从梧桐巷的老城区到金融区的高楼大厦，再到城北的高端住宅区，城市的肌理在她眼前一层一层地展开——老的、新的、更高的、更远的。城北的住宅区不像金融区那样喧闹，这里安静得像另一个世界。路两边种着银杏树，夏天的时候应该很漂亮，但现在只有光秃秃的枝干。小区门口没有招牌，只有一整面灰色的清水混凝土墙，墙上刻着一行很小的、几乎看不见的字——不是小区名字，是一句英文诗，字体是凹进去的，被夜里的光线一照，投下一排浅浅的阴影。

顾深寒把车停在地下车库，带她坐电梯上楼。电梯里很安静，只有电梯上升时的机械声和两个人各自的呼吸声。楼层数字在屏幕上跳动——从B2到1，从1到10，从10到20，从20到30，从30到40。林星晚数着那些数字，每跳一个数字，心跳就快一点。不是因为紧张，是因为她在想象那个空间——那个顾深寒每天回去的、四十二层楼高的、只有他一个人的空间。

电梯停了。四十楼。门开了，走廊很长，地板是深灰色的石材，墙面是浅灰色的壁纸，所有颜色都被控制在灰色系里，从深灰到浅灰，像一个被抽掉了所有色彩的调色板。走廊尽头的门是黑色的，没有门牌号，没有任何装饰，像一面墙上的一个更深的阴影。

顾深寒掏出钥匙开了门，侧身让林星晚先进去。

玄关的灯是感应的，他们一进门就亮了。光线很柔和，不是刺眼的白色，是一种介于暖黄和冷白之间的、说不清道不明的中性色。玄关很窄，但设计得很精巧——墙面上有一个内嵌的置物架，放着一串钥匙、一个口罩、一小瓶免洗洗手液。地面铺着深灰色的地砖，和走廊的颜色一致，但光泽度更高，像一面磨砂的镜子。

林星晚脱了鞋。顾深寒从鞋柜里拿出一双客用拖鞋，放在她脚边。灰色的，棉质的，全新的，连包装袋都没拆。她把拖鞋拆开穿上，大小刚好——不是刚好，是比她的脚大了一点，但拖鞋大一点才舒服，所以是刚好合适。

她直起身，抬起头。

然后她看到了那个房间。

客厅很大。大到她站在玄关和客厅的交界处，觉得自己站在了一个巨大的、空旷的、没有边际的空间里。客厅的落地窗从地面一直延伸到天花板，整面墙都是玻璃，没有窗帘——不是没有装，是根本没有设计窗帘的位置。玻璃外面是城市的夜景，万家灯火在她的脚下铺展开来，像一片倒悬的星空。那些灯光很远、很小、很密，像有人在黑暗的大地上撒了一把碎金。而她在四十二层的高度上，俯视着这一切。和林婉清选的那个顶层餐厅一样的俯视视角，但不一样的是——这扇窗户后面没有人。没有客人，没有服务员，没有母亲。只有他。只有顾深寒，和这扇巨大的、没有窗帘的、把整座城市都踩在脚下的窗户。

客厅里的家具很少。一张灰色的沙发，一个黑色的茶几，一盏落地灯。没有电视，没有音响，没有任何娱乐设备。茶几上放着一本书，不是杂志，不是报告，是《小王子》。书签夹在大概三分之二的位置，书签是一张淡绿色的卡片——林星晚认出来了，那是她花店的养护卡片。正面写着橡皮树的养护方法，背面空着，被他当书签用了。

客厅的角落里，靠窗的位置，放着一架钢琴。

黑色的。三角钢琴。施坦威。

它太大了，大到和这个克制的、极简的、被严格控制的空间形成了某种近乎暴力的对比。这个客厅里所有的东西都在说“少”——少的家具，少的颜色，少的情绪。但这架钢琴在说“多”——多的琴键，多的声音，多的可能性。但它没有在发声。它沉默着，安静地、巨大地、不容忽视地存在着，像一个被囚禁在这个灰色空间里的、黑色的巨兽。琴盖合着，琴凳摆在离琴身不远不近的距离，琴键上落着一层薄薄的灰——不是很久没弹，是没有人打开过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