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灵运读完信，把信递给沈令仪。沈令仪读完信，放下信，看着谢灵运。“张郡守是个好人。”她说。

谢灵运点了点头。“他是个好人。”

“那你应该请他帮忙。”

“帮什么忙？”

“推广番薯。他是永嘉郡守，他有权力调动永嘉郡的所有资源。你一个人，再厉害也种不了全郡的田。你需要他。”

谢灵运看着她，嘴角弯了一下。“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会算计了？”

沈令仪看着他，嘴角也弯了一下。“跟你学的。”

谢灵运带着二十斤番薯，去了永嘉郡府。张劭在郡府的大堂里接见了他。两个人以前见过面，但不熟。谢灵运任永嘉太守的时候，张劭还在会稽做郡丞，没有交集。后来谢灵运辞了官，张劭调任永嘉，更没有交集。今天是他们第一次正式见面。

张劭是个五十来岁的老臣，身量不高，面容清瘦，胡须花白，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青色官袍。他的手指很细很长，指甲修剪得很整齐，一看就是个读书人。但他的眼神不像读书人——读书人的眼神是温和的、柔软的、不设防的。他的眼神是锐利的、坚定的、带着一种“我不是好欺负的”的倔强。

“康乐公，”他开口了，声音不高，但很清晰，“你的番薯，本官已经听说了。”

谢灵运从随身的包袱里取出一个布包，打开，里面是几块番薯。他把番薯放在桌上，推到张劭面前。“张郡守，您尝尝。”

张劭低头看着那些番薯。他拿起一块，放在手心里掂了掂，沉甸甸的。他把它送到嘴边，咬了一口。生的番薯很硬，嚼起来嘎吱嘎吱的，像嚼生萝卜。但它是甜的——很甜，比生萝卜甜得多。他嚼了两下，咽下去，又嚼了两下，又咽下去。

“甜的。”他说。

“生的可以吃，熟的更好吃。”谢灵运说，“蒸着吃，煮着吃，烤着吃，都行。”

张劭把番薯放下，看着谢灵运。“康乐公，你要本官做什么？”

“帮臣推广番薯。臣已被陛下任命为劝农使，在天下推广番薯。永嘉是臣的根基，臣想从永嘉开始。张郡守是永嘉的父母官，百姓信您。您说番薯好，百姓就信。”

张劭看着他，看了很久。久到大堂外的日影从东边移到了西边，久到他以为张劭不会回答了。

“康乐公，”张劭终于开口了，声音很低，“你知道本官以前是怎么看你的吗？”

“臣不知。”

“本官以前觉得你是个纨绔子弟。有才华，但恃才放旷。有家世，但不知珍惜。有官职，但不务正业。”他顿了顿，看着谢灵运的眼睛，“现在本官不这么看了。”

谢灵运没有说话。

“一个人，辞了官，跑到山沟里种田。种了三年，种出了亩产数千斤的番薯。这不是纨绔子弟能做的事。”张劭的声音有些涩，像是在说一件他已经想了很久的事，“康乐公，你是个人物。”

谢灵运站起来，躬身行了一礼。“张郡守过奖了。臣不是一个人物。臣只是做了一个人该做的事。”

张劭看着他，嘴角慢慢弯起来。那是谢灵运第一次见张劭笑。他笑起来的时候脸上的皱纹更深了，像刀刻上去的，但很温暖。

“康乐公，”他说，“你要本官做什么，本官就做什么。不是为了你，是为了永嘉的百姓。”

谢灵运心里一热。他想起沈令仪说过的话——“张郡守是个好人。”她是对的。张劭是个好人。一个真正的好人。不趋炎附势，不结党营私，不贪赃枉法。只想把自己该做的事做好。这样的人在官场很少见，但也不是没有。张劭就是其中一个。

元嘉五年十月，番薯推广正式开始了。

张劭以永嘉郡守的名义，下了一道劝农令——号召永嘉郡的百姓种植番薯。劝农令写得很通俗，没有那些文绉绉的词句，而是用百姓听得懂的话写的：“番薯这个东西，耐旱耐瘠，产量极高。一亩种下去，能收好几千斤。生的能吃，熟的更好吃。种起来不费劲，不用精耕细作，种下去就能活。本官已经试种过了，确实好。大家放心种，种坏了算本官的。”

这道劝农令贴遍了永嘉郡的每一个县城、每一个集镇、每一个村庄。百姓们看了，半信半疑。他们见过太多的“劝农令”了——官府说种这个好，种了卖不出去。官府说种那个好，种了全烂在地里。他们不信官府，但他们信张劭。张劭在永嘉当了三年郡守，清正廉明，不贪不占，百姓服他。他说番薯好，那番薯应该真的好吧？

第一批种薯从芝城运出去的时候，沈令仪站在存仁堂门口，看着那些装满番薯的竹篓被一担一担地挑上大路。谢灵运站在她旁边，也看着那些竹篓。两个人没有说话。竹篓很多，一担接一担的，从存仁堂的院子里排到了沐鹤桥上，从沐鹤桥上排到了大路上，从大路上排到了看不见的远方。

“客儿，”沈令仪忽然开口，“你说，这些番薯能养活多少人？”

谢灵运想了想。“一亩番薯够五口人吃一年。一万亩，够五万人。十万亩，够五十万人。一百万亩，够五百万人。”

沈令仪偏头看着他。“你信吗？”

谢灵运看着那些竹篓，看着竹篓里那些灰褐色的、疙疙瘩瘩的、像石头一样的番薯。他的眼睛里有一种光——不是兴奋，不是激动，而是一种更深更沉的光，像是黑暗中有一个人举着火把走在前面，火把不大，但足够照亮很多人脚下的路。

“信，”他说，“因为是你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