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千斤。一亩数千斤。如果这是真的，那还有什么可愁的？

“你在永嘉试种成功了？”文帝的声音比刚才低了一些，不是在质疑，而是在确认。

“成功了。”谢灵运说，“臣在芝城种了三年，从一百亩到五百亩，从亩产三百斤到亩产数千斤。臣带了一些样品进京，陛下可以让人试吃试种。”

文帝看着他，看了很久。久到御案上的铜灯烧得油花噼啪作响，久到窗外的天色从白昼变成了黄昏。他把番薯放在御案上，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叠放在腹部，仰头看着屋顶。

“康乐公，”他终于开口了，声音很轻，“你知道朕为什么召你回来吗？”

“臣愚钝，请陛下明示。”

“因为朕需要你。”

谢灵运的心跳快了一拍。他知道文帝说的“需要”不是他以为的那种需要——不是因为他的才华，不是因为他的家世，不是因为他在朝中能起什么作用，而是因为番薯。他有番薯，所以文帝需要他。这不是他想要的，但这比他想要的更好。

“陛下，”他说，“臣不要秘书监。”

文帝的目光从屋顶移到他脸上。“那你要什么？”

“劝农使。”

文帝微微眯了眯眼。劝农使，不是正式官职，没有品级，没有俸禄，没有属官。是临时差遣，皇帝想给就给，想收就收。谢灵运要这个，不是要权，是要名。有了“劝农使”这个名头，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在天下推广番薯，而不会被人说成“越俎代庖”“图谋不轨”。

文帝看着他，嘴角慢慢弯起来。那个笑里有欣赏，有意外，还有一种“你比我想象的更聪明”的惊喜。

“康乐公，”他说，“你变了很多。”

谢灵运知道他说的“变”是什么意思。以前的他，只会要官——要大的、要实的、要有权有势的。现在他要的不是官，是事。他不在乎官职的大小，只在乎事情能不能做成。

“陛下也变了很多。”谢灵运说。

文帝笑了一下，没有问他“哪里变了”。他低下头，看着御案上那块番薯，伸出手，拿起来，放在手心里掂了掂。沉甸甸的，像一块石头，但比石头暖——从谢灵运袖中取出来的时候，还带着他的体温。

“康乐公，”文帝说，“朕准了。劝农使，给你。番薯的事，你全权处置。各州郡的官员，你拿着朕的手诏去，谁敢拦你，朕治谁的罪。”

谢灵运站起来，跪下去，行了一个大礼。“臣谢陛下隆恩。”

文帝摆了摆手。“不用谢朕。朕不是在帮你，是在帮天下的百姓。”

谢灵运抬起头，看着文帝。这个二十八岁的年轻皇帝，坐在御椅上，手里握着一块番薯，目光里有种很深很沉的东西——不是野心，不是权谋，而是一种“想让天下人吃饱饭”的朴素的愿望。他忽然觉得，文帝不是他以前以为的那种人——不是一个被权臣架空的傀儡，不是一个只会吟诗作赋的文人皇帝，而是一个真正想做事的君主。

“陛下，”他说，“臣一定不负圣恩。”

消息传得很快。谢灵运被任命为“劝农使”、在天下推广番薯的消息，不到三天就传遍了建康。有人叫好，有人眼红，有人恨得咬牙切齿。

叫好的是那些真正关心百姓疾苦的人——谢弘微、卢掌柜、朝中几个有良知的官员。他们知道番薯意味着什么，所以他们对谢灵运刮目相看——这个以前只会游山玩水、写诗作赋的纨绔子弟，居然真的干了件实事。

眼红的是那些嫉妒谢灵运的人——他们嫉妒他的才华，嫉妒他的家世，嫉妒他简在帝心。以前他写诗，他们嫉妒；现在他种田，他们也嫉妒。他们不管他做什么，只要他出了风头，他们就难受。

恨得咬牙切齿的是那些和谢灵运有过节的人——孟顗、刘湛之辈。他们以前就看不惯谢灵运的狂放不羁，现在更看不惯他“以退为进、以农邀宠”的手段。他们想弹劾他，但他们找不到理由——劝农使是文帝亲自任命的，番薯是实打实的好东西，谢灵运在芝城种了三年田、修了三年路、教了三年书，做的都是利国利民的事，挑不出毛病。但他们不会善罢甘休。他们在等——等谢灵运出错。

谢灵运知道他们在等。但他不怕。因为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出发回芝城的前一天晚上，谢灵运去拜访了一个人。不是谢弘微，不是卢掌柜，而是一个他以前从未想过会去拜访的人——刘义康。

刘义康，宋文帝的弟弟，彭城王，今年二十六岁。他是文帝最信任的人之一，也是朝中势力最大的宗室亲王。他聪明，能干，有野心，但暂时没有表现出来。他和谢灵运有过几面之缘，但谈不上交情——谢灵运是文人，他是王爷，没有太多交集。

但谢灵运现在需要他。不是需要他的友谊，而是需要他的保护。孟顗、刘湛那些人，背后都有靠山。他们的靠山是谁？是刘义康。不是刘义康指使他们干的，而是他们依附于刘义康，借着刘义康的势力在朝中横行。如果谢灵运能和刘义康搞好关系，那些人就不敢动他。

这不是谢灵运的处世之道。他一向不屑于搞这些关系。他认为一个人只要有才华、有本事，就不需要巴结任何人。但沈令仪说过一句话，他记得很清楚——“你不是一个人了。芝城有八百多口人，他们都指着你。你的命不是你的，是他们的。你不能因为自己的脾气，把他们的命搭进去。”

所以他去拜访了刘义康。

彭城王府在建康城的东北角，占地极广，亭台楼阁，雕梁画栋，比谢家的老宅子还要气派。谢灵运递上名帖，等了不到一盏茶的工夫，就被请了进去。

刘义康在书房里见他。书房不大，但藏书极多，四壁都是书架，架上塞满了书卷，连窗户都被书挡住了大半。刘义康坐在书案后面，面前摊着一幅地图，手里拿着笔，正在勾画什么。他穿着一件素色的便服，没有戴冠，头发随便用一根带子扎着，看起来不像一个王爷，更像一个书生。

“康乐公，”他抬起头，看着谢灵运，嘴角弯了一下，“稀客。”

谢灵运躬身行礼。“彭城王。”

刘义康指了指书案对面的椅子。“坐。”谢灵运坐下来。刘义康的目光在他身上扫了一遍——从头顶的玉簪到腰间的玉佩，从月白色的绸袍到足下的乌皮靴。他的目光和文帝很像，锐利、深沉、时刻在计算。但他比文帝多了一种东西——一种玩世不恭的、不太在意的、带着几分痞气的松弛。

“康乐公，”刘义康放下笔，靠在椅背上，双手抱胸，“你来找我，不是来喝茶的吧？”

“不是。”谢灵运说，“臣来找王爷，是想求王爷一件事。”

刘义康微微挑眉。“什么事？”

“保臣一命。”

刘义康怔了一下。他看着谢灵运，看着他平静的表情和坦荡的目光，忽然笑了。那个笑不是礼节性的，而是真的被逗笑了。他笑起来的时候眼睛眯成了一条缝，露出一口白牙，像一只看到了猎物的年轻的狼。

“康乐公，”他说，“你的命没那么值钱。”

“值不值钱，不是臣说了算。是那些想杀臣的人说了算。”

刘义康看着他，目光里的玩世不恭慢慢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认真的、审视的、带着几分好奇的神情。

“谁想杀你？”

“孟顗、刘湛，还有那些看不惯臣的人。”

刘义康沉默了片刻。“他们是我的门客。”

“臣知道。”

“你不怕我告诉他们？”

“不怕。”谢灵运说，“因为王爷不是那种人。”

刘义康看着他，看了很久。久到书架上的蜡烛烧短了一截，久到窗外的天色从白昼变成了黄昏。他站起来，走到窗边，推开窗户。夜风吹进来，带着院子里桂花的甜香。

“康乐公，”他没有回头，声音从窗边传来，“你知道我为什么用孟顗、刘湛那些人吗？”

“臣不知。”

“因为他们听话。我说什么，他们就做什么。我不说，他们就不做。”他顿了顿，转过身看着谢灵运，“但你不听话。你不听任何人的话。所以我不敢用你。”

谢灵运站起来，走到他面前。“王爷不需要用臣。臣只想请王爷高抬贵手，让臣在永嘉安安稳稳地种田。臣不会碍王爷的眼，不会挡王爷的路。”

刘义康看着他，目光里有种很复杂的东西——不是敌意，不是善意，而是一种“你在玩什么把戏”的审视。

“康乐公，”他慢慢地说，“你真的只想种田？”

谢灵运从袖中取出一个布包，打开，里面是一块番薯。他把番薯放在窗台上，推到刘义康面前。“王爷，您见过这个吗？”

刘义康低头看着那块番薯。他没见过。但他听说了——谢灵运在永嘉发现了一种新作物，产量极高，文帝很重视。

“番薯？”他问。

“是。番薯。臣在永嘉种了三年，亩产数千斤。臣已被陛下任命为劝农使，在天下推广番薯。”谢灵运的声音很平，但每个字都很重，“王爷，臣只想种田。种更多的田，收更多的粮食，让天下人吃饱饭。这就是臣的全部心愿。”

刘义康看着他，看了很久。久到窗台上的番薯被夜风吹得表皮微微发干，久到他以为王爷不会回答了。

“康乐公，”刘义康终于开口了，声音很低，“你知道我为什么用孟顗、刘湛那些人吗？不是因为他们听话，是因为他们能帮我做事。你能帮我做什么？”

谢灵运想了想。“臣能帮王爷做一件任何人都做不到的事。”

“什么？”

“让天下人吃饱饭。”

刘义康沉默了片刻。“这件事，对王爷有什么好处？”谢灵运继续说，“王爷现在有兵有权有地盘，但没有民心。百姓只知道朝廷，不知道王爷。如果王爷能让天下人吃饱饭，百姓就会记住王爷。”

刘义康看着他，目光里的审视慢慢变成了另一种东西——不是信任，而是兴趣。他感兴趣的不是番薯，而是谢灵运这个人。这个以前只会游山玩水、写诗作赋的纨绔子弟，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会说话了？

“康乐公，”他说，“你变了。”

谢灵运嘴角弯了一下。“王爷也变了。”

刘义康看着他，忽然笑了。那个笑和他之前所有的笑都不一样——不是礼节性的，不是被逗笑的，而是一种真正的、发自内心的、带着几分欣赏的笑。他伸出手，拍了拍谢灵运的肩膀。

“康乐公，你去种田。孟顗、刘湛那些人，我帮你挡着。”

谢灵运的心终于落了下来。他知道刘义康不是在帮他，而是在帮自己。刘义康需要民心，他能给刘义康民心。这是一笔交易——他用番薯换刘义康的保护。这笔交易不光彩，但有效。

“谢王爷。”他躬身行礼，退出了书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