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满满登登做了一桌子好菜，一家人围着餐桌坐下，妈妈拿出红包，分别放到我和莫宁澜的前面：“给你们的压岁钱，祝你们在新的一年里事业有成，步步高升。”

莫宁澜没想到他也有红包，震惊过后是不知所措，毕竟他也没有准备什么好东西上门，就在他要出口婉拒的时候，我将他拉了起来，

示意他一起举起酒杯，我先说：“谢谢爸妈，祝妈妈在新的一年里越来越美丽，爸爸在新的一年里万事顺遂，爸爸和妈妈都要身体健康。”然后停下来等他。

莫宁澜立即接到：“谢谢叔叔阿姨，祝叔叔阿姨笑口常开，福寿安康，”

爸爸和妈妈也举起酒杯，笑着说：“不客气，来了就是一家人。”大家一起碰杯，然后一起大声说新年快乐。

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微笑，气氛很好，莫宁澜陪着我爸喝了两杯，我也喝了好几杯，心情很舒畅，爸妈在，喜欢的人也在，很开心。

吃完饭，爸爸妈妈准备出去串门。问我和莫宁澜去不去，我看向莫宁澜他摇了摇头，我让爸妈放心去玩，我会招待好他的，爸妈也没有勉强，手挽着手出门去了。

窗外有烟花在放，红色的、绿色的、金色的，一朵一朵地在空中绽开，那些光照进房间里，照在他脸上，把脸照得忽明忽暗，像一个在梦中的人。

“章予风。”

“嗯。”

他突然说“想亲你。”

窗外的烟花在响，噼里啪啦的，像在庆祝什么。电视里的小品还在演，观众还在笑。客厅的灯还亮着，厨房的水龙头在滴水，滴答滴答的，像一只永远不会停的钟。

我愣了一下，随即嘴角的笑意被放大，扬了扬下巴；“那就亲。”

他走过来，站在我面前。

他比我矮一点，大概两三公分，要微微仰起头才能看到我的眼睛。他的眼睛里有很多东西——有酒，有烟花，有灯光，有一个人的犹豫和一个想要冲破那种犹豫的决心。

他闭上眼睛，踮起脚，微凉的嘴唇贴上了我的嘴唇。

我没有闭上眼睛，而是就这样静静的看着近在咫尺的他，感受他带来的温暖和甜蜜。

窗外，烟花还在放。一朵接一朵的，像这个城市的心跳，一下接一下的，在为这一刻计时。

我不知道这个吻持续了多久。也许是一秒，也许是一生。只记得他的嘴唇很软，带着酒的味道，和他身上那种混着松节油和颜料的、独特的、属于莫宁澜的味道。

他退开的时候，脸更红了，耳朵更红了，整个人像一把被点燃的火。

鼻尖萦绕着酒味：“你喝多了。”

他一口断言：“没有。”

我无奈纠正：“没有也当有吧。”

“为什么？”他嘴唇微微嘟起，刚被吻过的嘴唇有点湿润润的，上面也有我的味道。

“因为明天你清醒了，如果不想承认，可以说是因为喝多了。”我摸了摸他头顶，柔软的触感使人欢喜。

他看过来，眼睛里有一种说不清楚的东西，像是心疼，又像是生气。

“章予风，你这个人，有时候真的很讨厌。”他气呼呼的。

“知道。”我也讨厌这样的自己，但父母给的教养使然，这也不完全是坏事吧。

“你知道还这样做？”他抗议，十分不满。

我揉了揉他的头：“因为想让你有个退路。”他在不清醒下做出的事情，我告诉自己不能太当真。不是不想当真，而是怕失落。

他盯着我看了几秒钟，然后伸出手，打了我一下。不是很重，但很用力，用力到他的手打完之后还在发抖。

“不要退路。章予风，我不要退路。”他像个固执的孩子，反复说了几遍。

我握住他打我的那只手。他的手在抖，手指是凉的，但掌心是热的。我把他的手攥在手心里，像攥着一只受惊的鸟。

四目相对，情欲翻涌，两个人又吻了一次。这一次不是他踮起脚，我低下头。鼻尖碰到他的鼻尖，他的睫毛扫过我的脸，痒痒的，像春天的风。

窗外的烟花还在放。

但什么声音都听不见了。

只听见他的呼吸，和我的呼吸，混在一起，像两条河汇入了同一片海。

那是我过的最好的一个年。

不是因为烟花，不是因为过年，是因为他在。

年初二，去了外婆家。家里不能空人，所以爸爸没去，莫宁澜也没有去。他说要在家里陪爸爸看电视。我说不用，他说他想。他看着我爸的眼神里有种东西，像是一个在沙漠里走了很久的人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坐下来喝口水的地方，他不想走开，不是因为水有多甜，是因为坐下来本身就是一种奢侈。

外婆家在城东，坐公交车要四十分钟。车上人很多，大多是走亲戚的，手里拎着礼盒和水果，车厢里弥漫着砂糖橘和烟酒的味道。我妈坐在靠窗的位置，我坐在她旁边。她看着窗外，没有说话。从上车到现在，她一直没有说话。这不像她。平时她坐车的时候话最多，从路边新开的店铺聊到老邻居家的孙子，从天气聊到菜价，嘴巴一刻不停。但今天她沉默着，像一扇被关上的门。

公交车在一个路口停了很久。窗外的阳光照进来，照在她脸上。她今年五十二了，头发里有了白的，眼角有了皱纹，手背上的皮肤开始松了。她已经不是小时候记忆里那个永远年轻的妈妈了。她在老，在慢慢地、不可逆转地、像久经岁月里的一堵墙一样一块砖一块砖地风化。

“妈。”

“嗯。”她眉梢坠着淡淡的忧愁。

“你想问什么就问。”我预感到她为什么沉默，说出来比她沉默要好得多。

她转过头，看着我。她的眼睛是深棕色的，和我的一样，和莫宁澜的一样。所有人的眼睛都是深棕色的，但每个人眼睛里的东西不一样。她的眼睛里有一种光，是探照灯的光，但不是审问的光——她想知道答案，但不是为了审判，是为了确认。确认她的儿子还是她的儿子，确认她没有失去他。

“那个小莫，”她终于开口了，“你跟他，是什么关系？”

公交车启动了，窗外的街景开始向后流动。那些店铺、行人、自行车、红绿灯，一格一格地从车窗外滑过去，像一盒正在被倒放的录像带。

“朋友。”

妈妈摇头：“我问的不是这个。”

我沉默了一会儿。

“妈，你想让我怎么回答？”

她看了我一眼，把目光移回窗外。

“我想让你说实话。”

车厢里很安静。前排坐着一对老夫妇，他们在聊今天的菜价。后排坐着一个年轻女人，她抱着孩子在喂奶，哼着一首听不清歌词的摇篮曲。车门处站着一个穿校服的学生，戴着耳机，头一点一点地，像是在打瞌睡。

“妈，我喜欢他。”

话出口的时候，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车厢里，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它们从我的嘴里飞出去，落在空气中，像一颗一颗被投进水里的石子，激起一圈一圈的涟漪，然后沉下去，沉到很深很深的地方，再也捞不回来了。

我妈没有看我。她看着窗外，看着那些向后飞驰的店铺和行人，看着这个她住了五十多年的城市在车窗外流过去。

公交车又停了一个站。有人下车，有人上车。那对老夫妇还在聊菜价，那个年轻女人还在哼摇篮曲，那个戴耳机的学生还在打瞌睡。没有人注意到，在公交车的最后一排，一个母亲和她的儿子之间，有什么东西碎了，又有什么东西被拼起来了。

她沉默了一会，问：“他对你好吗？”

“好。”

她看着我嘴角的笑意；“怎么个好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