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走了。今天早上飞的。往北边。冈仁波齐那边。”多吉停了一下，“它还会回来的。次仁爷爷说，这里的鹰飞走了都会回来。”

徐云深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一排数字，是每个孩子报出的数字和他们的计算方式。他发现整个教室的算术体系建立在完全不同于教材的东西上——羊，秃鹫，青稞饼，经筒转动的圈数，从村口到天葬台的步数。次仁老者说得对，加减法对他来说不是抽象的数学符号，是他替村里记了几十年工分练出来的本能。他让孩子们用手指头、羊粪、旱獭跑过的距离来理解数字，是因为在普布村，数字从来不是写在纸上的东西。它是羊群里少了一只羊，是天葬台上多了一只鹰，是洛桑奶奶的经筒多转了一圈还是少转了一圈。

后半节课，他把讲台交给了次仁老者。次仁老者拿着经筒走进来，在黑板上用藏文写了几个数字，然后开始给孩子们讲如何用羊粪计数。他说他年轻的时候给生产队记工分，没有纸，没有笔，就用羊粪——一颗羊粪代表一个工分，晒干的羊粪不会坏，能存一整个冬天。他拿出一小袋晒干的羊粪球，倒在讲台上，让孩子们一颗一颗数。央宗数得最快，数完了把羊粪按三颗一堆摆好，说：“三堆。九颗。三个人，一人三颗。”次仁老者看着她摆的羊粪，笑着摸了一下她的头。“你阿妈小时候也这样数。她比你多放了一堆，因为她把隔壁家的羊也数进去了。”

徐云深站在教室后面，看着次仁老者用干羊粪教孩子们加减法，忽然意识到一件事。他来这里五个月了，一直在记录普布村的符号、经文、天葬仪轨、人名和地名——所有那些他认为“即将消失”的东西。但他从来没有记录过这个：一个老人用晒干的羊粪教孩子们数数。这不是“即将消失的传统”，这就是活着。不是被保护，不是被抢救，不是被写进人类学报告里。是活着。

他把笔记本翻开，找到之前画着桑杰舅舅那幅秃鹫的符号的那一页，在下面新起一行，写了一句话：次仁老者的算术课——用羊粪数数，三颗一堆。然后他又加了一行：央宗说三堆九颗，三个人一人三颗。她阿妈小时候多放了一堆，因为把隔壁家的羊也数进去了。

傍晚罗布带着笔记本来找他。翻开新的一页，上面用铅笔歪歪扭扭地画了七只秃鹫，每一只旁边都写了数字编号，从一到七。第七只旁边多写了一个字——桑。他指着那一只对徐云深说：“这是舅舅的鹰。翅膀边上有白的。它今天不在，飞走了。但它会回来的。”

徐云深低头看着罗布本子上那只编号七的秃鹫。它画得比其他六只都大，翅膀张开占了半页纸，嘴是弯的——罗布终于把秃鹫的嘴画弯了，不再是旱獭。旁边那个歪歪扭扭的“桑”字，和他第一次在黑板上写自己的名字时一样用力，纸背面都凸起了印痕。这不是算术题，这是罗布用自己的方式计算他在乎的东西——舅舅有一只鹰，飞走了，会回来。数字不只是数字。数字是具体的一只翅膀边缘带灰白色的秃鹫，是它今天在还是不在，是罗布在本子上画了七只鹰然后指着第七只说“这是舅舅的”。

当晚，徐云深把这一整天的算术课整理成笔记。他把自己写的算术题全部划掉，换成孩子们出给他的题：次仁老者记工分的羊粪堆。央宗心算十以内的羊，她说洛桑奶奶的羊不能和次仁爷爷家的羊加在一起因为它们不认识。多吉用秃鹫做加减法，他说有一只昨天在，今天不在，所以不是九只，是八只。罗布画了七只秃鹫，第七只旁边写了“桑”——那是舅舅的鹰。次仁老者说，央宗阿妈小时候多放了一堆羊粪，因为把隔壁家的羊也数进去了。他把这五行字反复看了几遍，然后在最下面加了一句：算术课总结——普布村的孩子们不用手指头数数。他们用羊，用鹰，用羊粪，用他们认识的一切。数字不是抽象的。数字是瘸腿的羊、瞎眼的羊、今天不在的秃鹫、舅舅的鹰。

桑杰从外面回来，带回来一个消息。旦增的第四个音已经完全不飘了。今天在天葬台上，他用骨笛吹了六个长音，第四个音稳稳地接住了第三个音，没有断，没有尖，和师父吹的一模一样。

“他练了多久。”

“五年。从第一次摸笛子到今天，五年。”

“你说他以前第四个音一直飘。”

“飘了五年。今天不飘了。”

桑杰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和说“今天的鹰来晚了”一模一样。不是在夸奖，不是在欣慰，只是在确认——确认这个世界在按照它应有的方式运转，确认他师弟的手终于不再抖了，确认骨笛的第四个音在飘了五年之后终于落了地。但徐云深注意到他在拨经筒。洛桑奶奶的铜经筒在他手指间一圈一圈转着，节奏比平时略快。那是他表达情绪的方式——不是用表情，不是用语言，是用手指拨动一个八十二年老经筒的速度。

骨笛的六个长音在夜色中响起来。旦增在练习。今晚的第四个音稳稳地接住了第三个音，然后送出第五个、第六个。六音落定，远处传来另一个笛声——桑杰的木笛。他的笛声比旦增高一两个音，不是召鹰，是回应。旦增的笛声停了片刻，然后重新吹响那六个长音。这一次，第四音不再只是“不飘”，它稳稳地托住了后面的每一个音。第五音、第六音，一个接一个，像秃鹫从岩石上一只接一只起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