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寒站在落地窗前，手里夹着一根烟，没有点。

桌面散乱着一堆照片和A4纸质的记录，旁边那个烟灰缸已经快溢出来了。照片上的人形形色色——有穿西装的，有穿便装的，有在办公室的，有在酒桌上的。每一张照片背面都用签字笔写着时间、地点、人物关系。A4纸上的记录更密，密密麻麻的数字、人名、公司名称，像一张织了很久的网。

窗外的天还没全亮，京市的轮廓在晨雾里像一座浮岛。

李寒看着那座浮岛，想起十几年前。

那时候他还不是李寒。那时候他叫李寒，但这个名字不代表任何东西——只是一个普通高中生的名字，写在作业本上，写在成绩单上，写在从来没送出去的情书背面。

他高中的时候，家境其实还不错。父亲做房地产生意，规模不算大，但在范市那个地方也算殷实。送他进那所高中的时候，父亲喝了很多酒，拍着他的肩膀说：“儿子，爸这辈子就这样了，你得往上走。”那所高中，是京市世家子弟才能上的学校。沈妗在那个学校，马伯言、马伯涛、商战、陈宇驰，都在。

李寒不屑于跟他们为伍。那些世子哥整天混在一起，聊车、聊表、聊哪个场子新开了，他觉得无聊。他坐在教室最后一排，埋头做题，偶尔抬头，目光穿过前排同学的肩膀，落在第三排靠窗的位置上。

沈妗坐在那里。

他和沈妗是同班同学。她那时候跟马伯言的关系已经非常亲近了，经常一起上下学。马伯言会在校门口等她，两个人并肩走在梧桐树下，说着只有他们自己能听到的话。李寒远远地看着，心里有一个念头，像种子一样，从那个时候就种下了。

他以为依靠家里的条件和自己努力，能够一步步拉近跟沈妗的距离。不需要太快，高中三年、大学四年，七年时间，足够一个普通人完成阶级的跨越。他畅想过那个未来——站在沈妗身边的人不再是马伯言，而是他。

然后，一夜之间，什么都没了。

父亲的生意突然遭受重创。不是经营不善，不是市场波动，是有人刻意为之。合同被截、资金被断、合作伙伴一夜之间全部消失。李寒当时不懂，他只知道父亲开始失眠，开始掉头发，开始一个人坐在书房里发呆。母亲让他别问，说大人的事小孩子不要管。他听话了，没问。

然后父亲从公司顶楼跳了下去。

那时候他才知道，父亲的生意不是“遭受重创”，是被人连根拔了。那些人要的不是钱，是命。父亲负债累累，债主上门，母亲把家里能卖的都卖了，还差一大截。母亲为了供他读书，白天在工厂上班，晚上去餐馆洗碗，一年多的时间，头发白了一大半，身体也垮了。李寒那时候想过辍学，母亲打了他一巴掌，那是母亲第一次打他。

“你爸就你这一个儿子，”母亲的手在发抖，“你得读完。”

他读完了。以全校第一的成绩毕业，然后放弃了所有保送的机会，回了范市。他需要钱，需要很多钱。他进了那个圈子——灰色地带、边缘产业、黑白之间。从最底层做起，送货、收账、看场子，什么都干。三年后，他有了自己的第一批人手。五年后，他成了范市没人敢惹的人。七年后，他踏进了京市。

直到今天，他才知道父亲当年到底得罪了谁。

姚家。

不是他查到的，是有人递过来的。一份文件，放在他酒店房间的桌上，没有署名，没有留言，只有一沓纸——姚家这些年的走私记录、行贿名单、offshore账户，还有一页泛黄的报纸复印件，上面报道了他父亲跳楼的消息，角落里有一行手写的小字：“这是姚家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