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开春以来的天气一直不对。先是旱，然后是涝，再然后是虫。北崖下面的河滩上，蜉蝣铺了一层又一层，河水被搅得浑浊不堪。河神说这是地底的暖往上泛得太急了，水里的东西跟着往上翻。前几天，离丹霞峰三百里外的青冥宗辖地遭了一场雷暴，劈倒了一片灵田，死了三个外门弟子。消息传到山上的时候，公告栏旁边围了一群人，有人说这是天罚，有人说不关我们的事。
我蹲在人群后面听着，没有说话。天罚是什么？天罚是天道对人间的不满。那我对天罚不满怎么办？水淹，雷劈，泥埋——这些都是我的试炼。不是比喻，是真实的。我活了三百年，经历过很多次天灾，每一次都差点死，每一次都没死。我开始觉得这些天灾不是来杀我的，是来考我的。考我能不能在下一次大水漫过河滩的时候还站在岸边，考我能不能在被雷劈断了老松之后还把它扶起来，考我能不能在被泥埋了半截身子之后还把头抬着。天道不说话，它只是出题。题目越来越难，但它从来不给答案。
马承业，怎么形容他呢？头子，强盗头子？他以为他穿着青冥宗的道袍、拿着内务殿的印信、说话滴水不漏就不是强盗了吗。强盗有两种，一种是拿刀抢你的东西，一种是拿笔抢你的东西。马承业是后者。他偷了一面阵旗，然后写了一份报告说丹霞宗管理混乱。他把偷窃包装成了管理问题，把自己包装成了问题发现者，把受害者包装成了责任人。这种人在凡间，大概会成为一个很成功的告密者。在修仙界，他也许会升得很快。可他升得再快，也改变不了他是贼的事实。
那天我在山道上碰见了一个人，不是丹霞宗的，也不是青冥宗的，是个路过的散修。他牵着一头象。象是妖兽，体型比凡间的大象小一些，但依然高过人头，灰色的皮肤上布满了被鞭子抽出来的旧疤，有的已经结了痂，有的还在往外渗血。象的眼睛很大，睫毛很长，眼珠里倒映着山道两旁的松树和我站在那里看它的影子。它走得很慢，不是因为它想慢，是因为它腿上有一道新伤。那个人走在象前面，手里拿着一根削尖了头的木棍，木棍头上包着一层铁皮。他不时回手敲一下象的腿，不是打得重，是打在你刚好觉得疼又不至于走不动路的那个分寸上。他在逼它走快些。
我站在那里没有动。那个人经过我身边的时候看了我一眼，大约是觉得一个练气四层的外门弟子不值得打招呼，就把头转回去继续催象。我从头到尾没有跟他说一句话。不是不敢，是我太知道这世上有一种人——你跟他讲道理，他跟你讲规矩；你跟他讲规矩，他跟你讲强弱；你跟他讲强弱，他跟你讲“这是老子自家的牲口，你管得着吗”。你管不着。这才是最让人无力的事。
逼着大象朝他不愿去的方向走。不是驯象，是逼象。驯象有感情，有耐心，有日积月累的默契。别象没有，只有棍子。他只是没有想过被规章打到的人会不会疼。那些偷了桂花糕商标的商人、那些把别人山歌录了拿去卖的人，他们手里的棍子不同，但打下去的方式是一样的。
那天我还碰见了另一个人。这个人让我把骂了马承业一个晚上的那口气缓过来了一点。
是在从河滩回来的山路上，天已经黑了，月亮还没升到头顶，山路两旁只有风吹松针的沙沙声和我自己的脚步声。走到半山腰的时候，我看见路边的石头上坐着一个人。他背对着我，头上戴着一顶虎头帽。不是道冠，不是斗笠，是一顶虎头帽。帽子的形状是一只蹲着的小老虎，两只圆圆的耳朵竖在头顶，眼睛是用黄线绣的，嘴巴是用红线绣的，歪歪扭扭的，针脚很粗，像是自己家缝的。他听见我的脚步声，转过头来，虎头帽上的虎耳朵也跟着转了半圈。
是个少年。看着比豆芽菜大一些，又比沈师兄小一些。脸晒得黑黑的，笑起来露出一排不太齐整的牙。他看见我先开了口，声音又亮又脆，像是山涧里的一块石头砸在另一块石头上——“我叫桑百子，百子千孙的百子。这虎头帽可是我娘给我缝的。”
我站在山道上看着他，一时不知道该回什么。这个人我不认识，他为什么会坐在丹霞峰的山路上，为什么会对一个路过的陌生人自我介绍，为什么会特意强调自己的虎头帽是娘缝的——这些问题同时涌上来，最后我只说了一句——你在这做什么。
他说他在等人。我说等谁。他说等一个人从这里经过，他不知道那个人是谁，只知道会从这里经过，所以就坐在这里等。我说等到了吗。他笑了一下，说还没有，但应该快了。虎头帽上那两只黄线绣的眼睛在月光下泛着微微的光，像两颗很小的星星。
你前路坦荡，何必回头。这句话是他对我说的。他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松针，把虎头帽正了正，然后朝山下走去。走了几步又回头朝我挥了一下手——此身只合曝原野。然后他消失在山路的拐弯处，虎头帽的影子被松枝遮住，再也看不见了。
我站在原地没有动，突然想起一句话，“此身只合曝原野”。是一首古诗，说的是一个战死沙场的将军，他死后遗体躺在原野上，日晒雨淋，风吹霜打。他生前的愿望不是厚葬，不是立碑，不是有人在他的坟前烧纸。他想把自己交给原野，干干净净地来，干干净净地走。桑百子念这句诗的时候语气很轻，轻得像是只是顺口一提，可在这被围过又解了围、被太平了又被规章压得喘不过气的丹霞峰上，这句话像一把锥子扎进我心里。
我想起徐师兄，他被埋在乱葬岗上，没有碑，只有我每年秋天给他铺的一层干草。我想起老药师，他被烧死在药堂门口，药堂的匾额被劈碎了半边。我想起吴常，他把自己藏在外门弟子的杂物间里，然后独自走向了追兵。他们没有碑。可他们也不需要碑。他们的身体已经和这座山融在一起，从石阶缝里长出青苔，从松树根下抽出新枝，从北崖的风里灌下来吹在我脸上。
桑百子这一句，也足够让我骂这么多。他走了，我在山道上又站了一会儿。虎头帽，娘缝的，百子千孙——这些词放在修仙界里格格不入，就像是那朵被放在洛阳军械库冷铁之间的粉色莲花，就像是我往茶里加的山楂粉和冰糖，就像是豆芽菜蹲在石阶上画的小人。它们不属于这个处处规章处处算计的世界，可它们偏偏在这里，偏偏被人说出来，偏偏被我听见。这就是生机。被压扁了又弹回来的生机。
我继续往回走。走到偏殿门口的时候，豆芽菜还没睡，坐在门槛上，怀里抱着扫帚，脑袋一点一点地在打瞌睡。他看见我回来，揉揉眼睛，说师兄你回来得好晚。我说路上遇到了两个人。他说什么人。我说一个坏人，一个好人。他说坏人长什么样。我说坏人长得跟好人一样，区别不在脸上。他想了想，说那在哪儿。我说在心上。他歪着脑袋看我，过了好一会儿才说——那师兄你心里是好人。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因为你会给我留粥。说完他把扫帚靠在门框上，转身回屋睡了。油灯熄了，偏殿里只剩下一片月光从窗棂上透进来，照在通铺上他的被子上。远处山道上，虎头帽的影子早就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