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霍夫曼抬起头，灰蓝色的眼睛在吊灯的光线下眯了一下。然后他看到俞栖迟。她就站在长桌对面，肩膀上扛着一个墨绿色的旅行袋，头发被火车上的空调吹得有些乱，脸颊因为扛着行李走路而泛着一层薄薄的红。她眼睛明亮，嘴唇勾起，是年轻人特有的朝气，更像是一阵吹过这座城市的海风，但也是从泥土里长出的海风。

卡尔·霍夫曼的嘴角动了动。那个动作很难形容——他的嘴角天生向下撇着，要弯上去需要调动很多块他自己都不太熟悉的肌肉。所以那个表情更像是一种“嘴角的尝试”，一种“我知道我应该笑但我不知道该怎么笑”的、笨拙的、让人看了反而更心酸的尝试。他的眉毛抬了一下，又放下来，额头上的三道抬头纹因此被挤压成了一个“三”字形。然后他开口了。

“来了。”

声音像两块石头互相摩擦发出来的低音，带着田间地头的风沙和柴油发动机的轰鸣的回音。

俞栖迟听懂了这两个字里包含了所有的东西：包含了他夜晚从银溪镇开车到莫尔特里克，包含了他把展区的桌子擦了三遍、把每一颗马铃薯都摆整齐、把木牌上的烙字用湿布仔细擦过，包含了他在长桌后面站了一个多小时、每隔几分钟就看一眼车站的出口方向、怕错过她出来的那个瞬间。所有的这些，都装在那两个字里。

“来了。”

俞栖迟点了点头，把旅行袋从肩膀上放下来，搁在脚边：“嗯，到了。”

卡尔·霍夫曼绕过展区的长桌，他走到俞栖迟面前，低下头看了看那个墨绿色的旅行袋，他只是弯了弯腰，手指勾住提手，然后直起膝盖，旅行袋就离开了地面，像拎着一个枕头一样轻松。他把袋子甩到自己的肩膀上，动作干脆利落，然后侧过头，用那只没有扛袋子的手朝候车大厅的大门方向指了指。

“车在外面。”

又是一个短得不能再短的句子。但俞栖迟已经习惯了。她认识卡尔姑父十二年了，从他第一次出现在姑妈家的院子里、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工作衬衫、手里拎着一筐刚摘的草莓、站在那儿不知道该怎么跟一个八岁的小孩打招呼开始。

俞栖迟跟在卡尔·霍夫曼身后，穿过候车大厅，经过那些摆满作物的长桌，经过那扇高而窄的拱形木门，走出车站。

车站广场上的灯在夜色中投下一圈一圈暖黄色的光晕。广场上停着几辆车，大多是附近农场主开来的皮卡，车身沾满了泥巴和灰尘，车窗上贴着各种农协的标志和褪色的贴纸。卡尔·霍夫曼走向其中一辆：一辆深绿色的老式皮卡，牌子俞栖迟叫不上来，只知道它至少比她大十岁。

车身的漆面已经失去了光泽，在路灯下呈现出一种暗沉的绿。车厢的后斗里放着几袋化肥和一卷铁丝，还有一把靠在挡板上的铁锹，锹刃上还沾着湿的泥土。卡尔·霍夫曼拉开副驾驶的车门，把旅行袋塞进座位下面的空当里，然后直起身，朝俞栖迟看了一眼。那个眼神的意思是：上车吧。

俞栖迟爬上了副驾驶。座椅是浅灰色的绒布面，已经坐得塌陷了下去，坐在上面整个人会不自觉地往左边滑，因为驾驶座那侧的弹簧更松。安全带的卡扣需要用力按进去才能锁住，她按了两次才听到“咔嗒”一声。

卡尔·霍夫曼坐进驾驶座，把钥匙插进锁孔，拧了一下，发动机发出了一声低沉的、带着金属杂音的轰鸣，然后迅速地稳定下来，变成了一种持续的、有节奏的心跳。皮卡缓缓地退出车位，车身在倒车的过程中颠簸了一下，然后他挂上一挡，方向盘在手里转了一圈半，皮卡驶出了广场，拐上了一条被路灯照得半明半暗的、通往南方的公路。

卡尔·霍夫曼伸手拧了一下音响的旋钮，电流的底噪先于音乐抵达。老式磁带机特有的、像远方海浪一样的沙沙声，在车厢的狭小空间里回荡了两秒，然后吉他声从喇叭里渗了出来。

一个男人的声音唱着俞栖迟听不懂的词，不是奥雷利亚的通用语，大概是某种更古老的、山区的方言。她能听懂的只有“回家”和“路”这两个词，它们在每一段的结尾反复出现，路标一样，浮上来，沉下去，再浮上来。

于是那溪水一样流淌的音乐托起了他们头上那沉默的飞艇。

车窗外的风景在黑暗中看不太清楚，只能看到公路两侧、枝叶编织的拱形隧道漏出路灯的光，在挡风玻璃上投下快速移动的光斑。

俞栖迟把车窗摇下来一条缝，外面的空气涌了进来，带着泥土的、青草的、以及远处某个牲口棚里隐约传来的粪便的气息。她靠在座椅上，感受着皮卡在路面上每一次颠簸传递到身体的震动。

卡尔·霍夫曼没有说话，双手握着方向盘，目光看着前方被车灯照亮的、窄窄的一段路面。

俞栖迟也没有说话。在发动机的轰鸣声和轮胎碾压路面的沙沙声之间，有一种更安静的、不需要语言就能存在的默契，像两棵并排生长的树，根系在地下无声地交错、缠绕、互相支撑。

车窗外，莫尔特里克车站的灯光在后视镜里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了一个针尖大小的光点，然后被一个转弯吞没了。

前方是银溪镇，是姑妈家的农场。

还有大约一小时四十分钟的车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