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了。

风从南边吹来，带着一种潮湿的、温润的暖意。

香樟树开始换叶，老叶子在风中簌簌地落，新叶子从枝头冒出来，嫩绿色的，小得几乎透明。阳台上的麻雀食堂还在营业，那只缺了一个脚趾的麻雀带来了一个新朋友——另一只麻雀，脚趾齐全，但胸口的羽毛缺了一小块，不知道是在哪里蹭掉的。

沈砚最近变了。

变化很小，小到如果不是天天趴在她身边，根本不会注意到。

她开始按时吃早餐了。以前她早上只喝一杯水就出门，现在她会坐在餐桌前，花五分钟吃一片抹了果酱的吐司。果酱是草莓味的，超市买的那种最便宜的，但她吃的时候会把那片吐司翻过来看看背面有没有涂均匀，然后用手指把边角没涂到的地方补上一点点。

她的冰箱里不再是空荡荡的了。

多了鸡蛋、牛奶、一袋速冻水饺，还有一小块用保鲜膜包好的五花肉。那块五花肉放了好几天了，每次她打开冰箱都会看它一眼，然后关上，然后再打开，再看一眼，像在做某种心理准备。

那块五花肉就是她的问题。它躺在冰箱的冷藏室里，在第三层，和那盒鸡蛋并排，用保鲜膜裹了两层，标签上贴着超市的价签和日期。她每次看它的时候，嘴唇都会微微动一下，像在默念什么。

我知道她在想什么。

那个深蓝色的小本子还在茶几上。她每天都会看到它。

早上出门前，晚上回来后，睡前最后看一眼的也是它。她拿起来过几次，翻开过几页，又合上，放回原位。

她的手指在那些字迹上停留过，指腹感受过那些笔画凹陷下去的地方——这个男人写字很用力，每一笔都压得很深，像在石头上刻字，怕别人看不清，也怕自己忘了自己写过什么。

他会再来的，而你会在某一天翻开那个小本子，按照上面的菜谱，做一道红烧肉。这是我在之前说过的。现在看来，那一天快到了。

那天是周六。

阳光特别好，是那种让人想洗被子的好。

沈砚起床后先洗了床单，晒到了阳台上，淡蓝色的布料在风里鼓起来，像一个吃饱了风的帆。她又洗了那件藏蓝色的卫衣——雨夜的那件，她终于洗了。她把它从衣柜最底层翻出来的时候，犹豫了一下，然后扔进了洗衣机。

我看着那件卫衣在滚筒里翻滚，心想，有些东西确实该洗了。

她从冰箱里拿出了那块五花肉。肉放在案板上，她从茶几上拿起那个小本子，翻到了第一页。第一道菜，红烧肉。我跳上了厨房的椅子，蹲在那里，尾巴垂下来，看她做菜。

她没有赶我走。大概已经习惯了我的监视——不，我的陪伴。

她看着本子上的字，看了很久。那一页写得很满，从选肉开始，到切块的大小，到焯水的时间，到炒糖色的火候，到炖煮的火候和时间，最后到收汁。每一个步骤都写得仔仔细细，有些地方还画了示意图——火苗的大小、锅铲的角度、肉块的颜色。

她开始切肉。

按照本子上写的——“切成三厘米见方的块，大小均匀，不可太大，不可太小。”她切得很慢，第一块明显大了，她又修了修边角，变成了一块不太规则的多边形。第二块好一些。第三块更好。切到第五块的时候，她已经不需要返工了。三厘米见方，大小均匀，边缘整齐。

她的手很稳。

但她的呼吸不稳。我能听到她的呼吸比平时更浅、更快，像一个人在完成一件重要的工作，每一步都不敢出错，每一步都在心里反复确认。

厨房里安静极了，只有菜刀碰到案板的声音，笃、笃、笃，节奏不快但稳定，像一个初学者在弹一首简单的练习曲，每个音符都对了，但还没有变成音乐。

她放下刀，打开燃气灶。火苗窜起来，蓝黄色的，舔着锅底。她倒了一点油，等油热了，把切好的姜片和葱段放进锅里，香味一下子炸开了。那种姜葱在热油里释放的气味尖锐而温暖，像一把钥匙，插进了某个很久没有打开过的锁孔。

然后她把肉块倒进锅里。肉碰到热油的声音，刺啦一声，很大，大到我缩了一下耳朵。沈砚也缩了一下——她的手本能地往后撤了半寸，但很快又伸了回去，拿着锅铲开始翻炒。

肉块在锅里滚动，表面从粉白变成浅黄，从浅黄变成金黄，油脂被煸出来，在锅底发出滋滋的声响。

她在学。

不是在学习做一道菜。是在学习一种她以为自己永远不会需要的技能。

红烧肉，最普通的家常菜，几乎每个中国家庭都有自己的做法。但在沈砚的厨房里，这道菜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它是这个深蓝色小本子的第一页，是这个男人写下的第一个食谱，是她决定试一试的第一个理由。

她开始炒糖色。锅里的油和糖在高温下慢慢融合，从透明的颗粒变成琥珀色的液体，冒出细密的小泡。

这个步骤她做得紧张，因为本子上写着——“糖色不可过深，过深则苦；不可过浅，过浅则不上色。”

她盯着锅里的颜色，瞳孔里映着那团琥珀色的光。她的手握着锅铲，一动不动，像一个在等待信号的人。

“好了，可以了。”我在心里说。但我不能说话。我只能蹲在椅子上，看着她。

她似乎听到了什么。她的手腕动了一下，把肉块倒回锅里，糖色均匀地裹在了每一块肉的表面，在灯光下泛着红亮的光泽。

她倒进开水——本子上特意标注了“开水，不可用冷水”——水没过了肉块。她又加了酱油、料酒、八角、桂皮、几块冰糖。锅盖盖上了。火调小了。一切都安静了下来。

只剩下咕嘟咕嘟的声音。锅里的汤汁在翻滚，肉块在慢炖，酱油和糖和香料的味道在蒸汽中融合，变成一种复合的、浓郁的、让人安心又让人不安的气味。沈砚站在灶台前，看着那个冒着热气的锅盖。

她的表情很奇怪。不是期待，不是紧张，是一种我说不出的东西。像一个人站在一扇门前，门快要开了，但她不确定门后面是什么。

她伸出手，把锅盖掀开一条缝，看了一眼，又盖上了。又掀开，又盖上。

她在检查，但她不知道自己在检查什么——是检查肉炖烂了没有，还是在检查别的什么？我说不好。

但我注意到，她掀锅盖的时候，鼻子会抽一下。抽得很深，像要把那股气味全部吸进肺里，存起来，以后用。

炖了多久？不知道。

厨房里没有时间。只有咕嘟咕嘟的声音，和越来越浓的香气，和沈砚越来越慢的呼吸。

窗外的阳光从东边移到了南边，从南边移到了西边。阳台上的淡蓝色床单已经干了，在风里飘着，像一面安静的旗帜。

她关了火。锅盖揭开的那一瞬，蒸汽涌上来，模糊了她的脸。她在那一团白雾里变得不真实，像一个正在消失的记忆里的幻影。但她的眼睛是清楚的，在蒸汽背后亮着，像两个湿润的、黑色的深潭。

她用筷子夹起一块肉。红烧肉，三厘米见方，大小均匀，边缘整齐，表面红亮，在筷子上微微颤抖，像一块活的、有温度的红宝石。她把它举到嘴边，吹了吹，咬了一口。

她嚼了三下。停下了。

又嚼了两下。又停下了。

然后她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