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北沉默了。他想起了林小溪之前说过的话——“你的听众不全是抑郁症患者，不全是孤独的人，不全是需要被治愈的人。有些人就是想听一首好听的歌，想放松一下，想开心一点。”她说的对，《夏夜》不需要深刻，不需要沉重，不需要让人哭。它只需要让人想起小时候的夏天，想起那些简单、快乐、无忧无虑的日子，然后在嘴角挂上一个微笑。

他转过身，面对着电脑，打开了编曲软件。他在副歌部分加了一段采样——蝉鸣的声音，是他在网上找到的，录自某个南方的乡村，蝉声很密，很响，很夏天。他在蝉鸣的下面加了一层很轻很轻的吉他分解和弦，简单、重复、像风扇转动的声音。然后在第二段副歌的地方，他加了一句很轻的、几乎听不见的女声哼唱，不是歌词，只是一个旋律，像妈妈在厨房里哼的歌。

他重新听了一遍，然后看向林小溪。

林小溪笑了：“对了，就是这个。”

林北也笑了。他找到了那块丢失的拼图，它不在任何复杂的地方，就在他记忆的最深处，在那些被时间掩埋的、以为已经遗忘的、但一直都在的角落里。

《夏夜》完成后，林北把它发给了赵岳。赵岳听了之后，发了一条消息：“这首歌很好，但不是你的风格。”

林北问：“不是我的风格是什么意思？”

赵岳说：“你的风格是深刻、沉重、让人哭。这首歌是轻松、愉快、让人笑。不是不好，是不像你。”

林北想了想，回复道：“也许我可以有两种风格。也许我可以让人哭，也可以让人笑。也许我不需要被一种风格定义。”

赵岳沉默了很久，然后发了一个字：“行。”

林北看着那个“行”字，笑了。赵岳说“行”的时候，就是他同意的时候。他不同意的时候会说“不行”，或者沉默，或者转移话题。但他说“行”，就是“你说得对，我同意，你去做”。

六月十五日，林北收到了一个邀请。

邀请来自他的母校——那所他毕业了三年的音乐学院。学校要举办一场校友音乐会，邀请他回去演出，唱两首歌，还要做一个分享会，和学弟学妹们聊聊他的音乐之路。

林北看着这份邀请函，心情很复杂。母校，那个他度过了四年青春的地方，那个他学会了写歌、学会了编曲、学会了用音乐表达自己的地方，那个他在毕业时依依不舍、但离开后再也没有回去过的地方。他不是不想回去，而是不敢回去。因为他觉得，他没有混出什么名堂，没有资格回去。他怕老师们问“你现在在做什么”，他怕学弟学妹们问“学长你出了什么作品”，他怕站在那个曾经熟悉的舞台上，发现自己已经不再是那个充满梦想、无所畏惧的少年。

但现在，他有了资格。他出了一张专辑，卖了一百万张；他拿了两座奖杯，年度最佳新人和年度最佳专辑；他走过了十座城市，开了十场个人巡演；他被无数人听见了，被无数人记住了，被无数人喜欢了。他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地回到母校，站在那个舞台上，说“我是林北，我回来了”。

七月二日，林北回到了母校。

学校在省城，从北京坐高铁要五个小时。他选了最早的一班车，早上七点出发，中午十二点到。他没有让小何陪，一个人背着吉他，坐着高铁，像三年前他还是学生时那样。那时候他每周都坐这趟车往返于家和学校之间，周五下午回家，周日下午返校，书包里装着换洗的衣服和没写完的作业，耳机里听着各种各样的歌，心里想着各种各样的梦。

走出高铁站的时候，他站在广场上，看着这座熟悉又陌生的城市。三年了，城市变了很多——多了几栋高楼，多了几条地铁，多了几个商场。但有些东西没有变——空气还是那种黏黏的、湿湿的、像被水泡过的感觉；街道还是那些街道，名字没变，方向没变，连路边的树都没变；人们说话的腔调还是那个腔调，尾音上扬，像在唱歌。

他打了一辆车，去了学校。

车停在学校的门口，林北走下车，看着那扇他进出过无数次的大门。门还是那个门，石柱还是那两根石柱，上面刻着校名的金字，在阳光下闪闪发亮。门口的花坛还是那个花坛，种着万年青和月季，月季开得正艳，红的粉的黄的，像一群穿着彩裙的少女在风中跳舞。门卫室里的保安还是那个胖胖的大叔，坐在椅子上，看着手机，偶尔抬头看一眼进出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