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他听到了一个声音，不是从窗外传来的，而是从手机里传来的。是妈妈发来的一条语音消息，他忘了听。
他拿起手机，点开了那条语音。
“北北，妈今天去摘石榴了。今年的石榴特别甜，妈给你留了几个最大的，放在冰箱里，等你过年回来吃。你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别太累了。妈挺好的，别担心。”
林北听着妈妈的声音，在黑暗中笑了。
笑着笑着，眼泪就流了下来。
不是因为难过，而是因为幸福。幸福到觉得不真实，幸福到觉得这一切可能是一个梦，醒来后他还在那个出租屋里，还在给别人修音，还在等一个永远不会来的机会。
但他知道这不是梦。因为妈妈的声音太真实了，眼泪的咸味太真实了，胸口那种被什么东西填满的感觉太真实了。
他把手机贴在胸口，闭上了眼睛。
明天还有很多事要做。
但今晚，今晚他可以好好睡一觉了。
专辑的混音和母带制作又花了整整三周。
这三周里，林北几乎住在了赵岳的工作室里。每天早上九点到，晚上不一定几点走，有时候是半夜，有时候是凌晨，有一次他甚至直接在录音室的沙发上睡了一夜，第二天早上被沈屿的咖啡香熏醒，发现自己的脖子落枕了，歪着脑袋疼了一整天。
混音是一个比录音更折磨人的过程。录音的时候你至少还在唱歌，还能感受到音乐在身体里的流动，还能通过声音释放情绪。但混音的时候你什么都不用做，就坐在那里听，一遍一遍地听，同一个段落听上百遍，每一个音、每一个字、每一次呼吸都被放大、被拆解、被分析，直到你开始怀疑自己当初为什么要写这首歌。
赵岳对混音的要求可以用四个字概括：吹毛求疵。人声和伴奏的比例要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某个频段的EQ要反复调整几十次直到他满意，某个字的混响要试七八种不同的参数才能确定。林北有时候觉得赵岳不是在混音，而是在做一项科学研究，每一个参数都是实验数据，每一次调整都是一次假设验证，最终的目标不是做出一个“好听”的声音，而是做出一个“正确”的声音。至于什么是“正确”，赵岳说不出来，但他听得到。
《孤独》这首歌的混音花了最长的时间。不是因为难，而是因为赵岳和沈屿在这首歌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赵岳想要更多的人声，让林北的声音尽可能突出，像一个人在空旷的房间里独白；沈屿想要更多的空间感，用混响和延迟制造一种空旷的、孤独的氛围，让听众感觉到声音在空间里消散的过程。两个人争论了好几天，谁也不肯让步。最后林北说了一句“能不能两种都要”，赵岳和沈屿同时看向他，像之前录《风暴眼》时一样，对视了一眼，然后同时说了一个字——“行。”
最终版本的《孤独》前奏部分用了沈屿的方案，空间感很强，声音像在巨大的教堂里回荡；进入主歌之后逐渐过渡到赵岳的方案，人声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最后像在你耳边低语；到了副歌部分，两种方案合二为一，既有空间的空旷感，又有人声的亲密感，像一个人在空旷的房间里对你说话——你听得到他的声音在墙壁上反弹回来的回声，也听得到他呼吸时胸腔的起伏。
《妈妈的信》的混音反而很简单，几乎没怎么调整。赵岳说这首歌不需要任何修饰，因为它已经足够好了。他只是在人声后面加了一层很轻很轻的pad音色，像一层薄纱覆盖在声音上，让整首歌听起来更温暖、更柔和。林北第一次听到混音后的版本时，眼眶红了，因为他听到了妈妈在厨房里炒菜的声音——不是录音，不是采样，而是混音师无意中在某个频段里加强了一点东西，让那一段的背景听起来像极了小时候他在客厅写作业时从厨房传来的炒菜声。那是赵岳有意为之，他在某个采访里听到林北说过这个记忆，于是偷偷在混音的时候加了进去。
《光》的混音是最顺利的，因为这首歌的编曲本身就很简单，人声加钢琴，偶尔有一些弦乐的铺垫。赵岳只用了两天就混完了，沈屿听了之后说“没什么好改的”，这在沈屿的评价体系里是最高级别的赞美，相当于别人说“完美”。
《风暴眼》的混音遇到了一个问题——电子乐和摇滚乐的频段打架。电子乐的低频很重，摇滚乐的中高频很亮，两种声音混在一起的时候，要么低频盖住了中高频，要么中高频盖住了低频，很难找到一个平衡点。赵岳和沈屿在调音台前坐了整整一天，尝试了几十种不同的方案，最后沈屿灵机一动，把电子乐的低频切掉了一部分，把摇滚乐的中高频也切掉了一部分，让两者在频段上错开，就像两条河流在交汇处各自让出了一点河道，水流反而更顺畅了。林北听完之后说了一句“这听起来不像两种风格打架，像两种风格在跳舞”，沈屿难得地笑了一下。
《归途》的混音是最快的，只用了半天。不是因为它简单，而是因为赵岳和沈屿在这首歌上达成了惊人的一致——什么都不需要改，录好的版本就是最好的版本。林北不敢相信，问赵岳“真的不用改吗”，赵岳说“你觉得哪里需要改”，林北想了很久，说“好像没有”，赵岳说“那就对了，有些歌，最好的版本就是第一次录好的版本，因为那时候你的情感是最真的，后面再怎么调整都是画蛇添足”。
至于那三首新歌——《末班车》《陌生人》和《明天》，混音过程各有各的曲折。《末班车》的问题是环境音和人声的融合度不够，火车的声音像是后贴上去的，没有和人声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