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公子，”沈遥开口，“你为什么要做太后的人？”

赵宜之把碧玉扳指转了一圈。“因为我欠她一条命。”

“什么命？”

赵宜之笑了一下，那笑容里有几分苦涩，也有几分释然。“我爹，淮阳侯赵谦，康楚十五年打了败仗，损兵折将，朝廷要杀他。太后保了他，降职留用，保了一条命。我爹欠太后的，我还。”

沈遥看着他，忽然觉得这座城里所有的人都是棋子，太后是下棋的人，但太后上面还有皇帝，皇帝上面还有先帝的遗诏，先帝的遗诏上面还有祖宗的家法。一层压一层，压到最后所有人都是棋子，没有下棋的人。这座城没有棋手，只有棋子。棋子们互相厮杀，以为自己在替某个人打仗，其实谁都不替，只替这座城自己。这座城要吃人，它饿了，它一直在饿，从几百年前饿到现在，从来没有饱过。

“我走了。”沈遥说。

“去哪儿？”

“回客栈。”

赵宜之看着他的背影，忽然说了一句。“叶亭青，你爹活着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你记得吗？”

沈遥的脚步停了。“记得。”

“那你打算怎么办？”

沈遥站在街边，看着远处城墙上那面被风吹得猎猎作响的龙旗。旗是新的，颜色鲜艳，金线绣的龙在日光下闪闪发光，像真的会飞一样。但旗下面站着的兵丁是老的，盔甲是旧的，刀是锈的，连站姿都是垮的，像是被什么东西压了很久，压得直不起腰。

“不知道。”他说，然后走了。

他走回客栈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钱掌柜在柜台后面打瞌睡，脑袋一点一点的，像鸡啄米。沈遥从他面前经过，他忽然睁开眼，叫住了他。“周公子，有人给你留了封信。”

沈遥接过信，回到房间，关上门，点上灯。信是谢时安写的，字还是那么丑，但比上次那张纸工整了一些，像是练过了。信上只有一句话：“双江下雪了，房檐上的冰凌有一尺长，我折了一根放在你柜台上的青瓷瓶里，化了，流了一柜台的水。水擦干了，瓶子还在，等你回来插梅花。”沈遥看完信，把那页纸叠好，放进了贴身的口袋里。口袋里已经有两样东西了——谢时安那块铜牌，和赵五那封信。三个人的东西放在同一个口袋里，铜牌是冷的，信纸是薄的，手写的信是暖的。他把手伸进口袋里，指尖触到了那页纸的边角，纸是糙的，糙得像谢时安的手。

窗外有人在唱歌，不是那种正经的、在茶楼酒肆里唱给人听的歌，是一个喝醉了酒的老头蹲在巷口的墙角下，用沙哑的、跑了调的声音唱——京城好，京城好，京城遍地是元宝。元宝大，元宝圆，穷人见了瞪瞎眼。瞪瞎眼，看不见，饿死街头没人管。没人管，没人埋，野狗叼去当饭菜……唱着唱着就哭了，哭着哭着就没了声音。沈遥坐在桌前，没有点灯，就那么坐着。窗外没有月亮，没有星星，只有一片无边无际的、像墨一样浓稠的黑，和远处偶尔传来的更夫敲梆子的声音，一下一下，沉闷而遥远，像是在很深很深的地方，敲着一面永远没有人会听见的鼓。

他想，谢时安在双江做什么？大概在铺子里坐着，坐在那张竹椅上，翘着二郎腿，手里拿着那本《山窗余稿》，翻到某一页，对着灯看。看着看着他大概会把书放下，站起来走到柜台前，伸手摸一下那个青瓷瓶。瓶子是空的，没有梅花，没有水，只有瓶底一圈干涸的水渍，像一个人的心干透了之后留下的痕迹。他摸完了大概会坐下来，继续看书，等明天。

沈遥从发髻上摘下那根木簪，在黑暗中轻轻摩挲。桃木的纹路一根一根的，像人的指纹，每一根都不一样，每一根都有来处。他握了一会儿，重新插回发髻里，站起来走到窗前推开窗户。冷风灌进来，吹得桌上的信纸翻了几页。远处的鼓楼传来三更的鼓声，三更了。京城睡了，双江也睡了，只有他还醒着，像一盏不肯灭的灯，在这座装满了人的空城里，一个人亮着。

他忽然理解了那首诗——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不是因为他一个人憔悴，是因为满京华的冠盖之下，憔悴的不止他一个人。他只是一个，还有很多个。在城门口跪着的妇人，在城墙下蜷着的流民，在巷口唱着歌哭了的醉汉——他们都在憔悴，只是没有人看见。冠盖太密了，挡住了所有人的视线。

沈遥关上了窗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