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冷天的喝凉水，不怕胃疼？”他说。

沈遥接过碗，没有喝，放在灶台上。

“你来干什么？”

“给你送东西。”谢时安把那包油纸包放在柜台上，解开麻绳，打开油纸。里面是一叠宣纸，裁得整整齐齐，纸张细腻白净，边缘压着金线，一看就不是双江能买到的东西。

“京城来的纸，”谢时安说，“托人带的。你不是喜欢写字吗？”

沈遥看着那叠纸，没有伸手。他什么时候说过他喜欢写字？他没有说过。但谢时安知道。从他在账册上写字时握笔的姿势，从他批注书页时用的那支细笔，从他每次写完字都会把笔尖舔得尖尖的习惯——从这些他自己都没有注意过的细节里，谢时安看出来了。

“我没说我喜欢写字。”

“你不说我也知道。”

沈遥抬起头看着他。谢时安站在柜台前，手撑在桌面上，身体微微前倾，目光落在沈遥的脸上，带着一种不加掩饰的、像是要把人看穿的专注。他的眉眼间有一种很年轻的东西，不是少年气，是一种没有被岁月磨钝的、莽撞的、不计后果的、像是一头撞进网里也不肯回头的执着。

“谢时安，”沈遥说，“你不用对我这么好。”

“我没有对你好，”谢时安说，“我只是想对你这么好。”

沈遥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叩了一下。

“有区别吗？”

“有。”谢时安说，“对你好是因为你值得。想对你好是因为我想。前者是你的事，后者是我的事。”

沈遥看着他那张理直气壮的脸，忽然觉得这个人真的是不可理喻。他说的话，每一句都像是从什么地方抄来的，但你找不到出处，因为没有人会把这种话写进书里。这种话太傻了，傻到只有真正傻的人才会说，说了之后还不觉得自己傻。

“你这个人，”沈遥说，“真的是……”

他没能说完，因为他不知道自己想说什么。真的是什么？真的是烦？真的是傻？真的是让人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想说的可能都有，也可能都没有。

“是什么？”谢时安问。

沈遥没有回答。他低下头，把那叠宣纸收进了柜台下面的抽屉里，和那本诗集、那页抄了诗的纸放在一起。

“纸我收下了，”他说，“你可以走了。”

谢时安笑了一下，那笑容里有几分得意，像一个偷到了糖的孩子。

“那我明天还来。”

他转身走了。推开门的时候，冷风涌进来，吹得柜台上的账册翻了几页。沈遥没有去按住那些纸页，只是站在那里，看着它们在风中翻动，一页，两页，三页，像一只白色的鸟在扑棱翅膀。

门关上了。风停了。纸页也停了。

沈遥走到门口，拉开门。街上空空荡荡的，谢时安的背影已经消失在了巷口。雪地上留着一串脚印，深的，大的，像是故意踩出来的。他看着那串脚印，看了一会儿，然后关上门，走回了柜台后面。

他把那本《山水志》从架子上抽出来，翻到那页“山水有相逢”的地方。那行字已经被他擦得只剩一道浅浅的灰色痕迹，像一道快要愈合的伤疤。他拿起笔，在那道痕迹旁边写了一行新的字，字很小，笔画很细，像是怕被人看见。

写完之后他看了两遍，然后把笔放下，合上书，放回了架子上。

窗外的天已经暗了。他没有点灯，就那么坐在黑暗中。远处传来更夫敲梆子的声音，一下，一下，沉闷而遥远，像是有人在很深很深的地方，敲着一面永远没有人会听见的鼓。

他想起太后信上的那行字——“拿到赵五的信后，即刻撤离。”

他想，他还没有拿到那封信。所以他还不用走。他可以继续在这间铺子里坐着，等那封信，等那个带着“洄”字的人——不，等那个人已经不需要等了。那个人已经来了，每天都会来，坐在那张竹椅上，喝一碗莲子羹，说一些似是而非的话，用那种不加掩饰的目光看着他。

他在等的不是那个人，是一个理由。一个可以不走的理由。一个可以让他说服自己“我不是不想走，我是还不能走”的理由。

窗外起了风，吹得槐树的枝条哗哗作响。沈遥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黑暗中，他听见自己的呼吸声，很轻，很慢，像一个人在一条很长的、没有尽头的路上走着，不急，不慢，不知道要去哪里，但也没有停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