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到当铺，预计要把镯子当了，先找个地方住下。

远远就看见有人在厮打——那也不是厮打，是店里的伙计群殴一个穿军装的。说不清他有多久没洗澡了，霉烂和酸臭的味道顺着空里的湿气飘了很远，他像个兵痞，却死死抱着手里的枪，我方才注意到他们的争端是因为那把枪——“要去打小东洋诺！冇得枪拉么楞行咯——”

我叹了气，走进当铺，“当”的一声把镯子扔到了柜台上。

“赎他那把枪。”

老板忙从账簿中抬起头，看看我，眼中神色一变，又看那镯子。万宝德花丝足金的，这年头黄金可比老掉牙的军火值钱。我倚在柜台前，等他一丝不苟地戴上眼镜勘验，匆忙叫伙计放人，又将余下的钱数给了我。

我出门时，角落里的湖南兵正看着我。他被打的冒鼻血，我从袖兜里摸出帕子递了过去。

“请问，禅达哪里还招兵吗？”

我按照他指的路找了过去。

天已经很晚，暮色渐渐沉下，炊烟从黛色的屋檐上袅袅升起，伴着窗子里透出的橘色火光和烟火的香气。

配校衔的长官走出来，不同于我在禅达见到的任何因被打散了而编制而军容不整的溃兵，那身合体的军装浆洗得一尘不染，笔挺地束在同样挺拔伟岸的身躯上，如一柄行走的利剑，威严肃穆中带着凛然杀气。

他出门时看到我，目光停留片刻，我从那双眼眸里看到些许惊愕，近而转成了厌恶。那像一双孩子的眼睛，从不掩饰心底的任何情绪。

或是因为我的失礼的瞩目，我低下头，屈身行礼。

他迟凝片刻，转身登上了军车。

虞啸卿。

无需任何过多的说明，只一个名字，便蕴藏了数万万文字都说不尽的千言万语。

中华民国编纂的史书中从不乏对陆军中将虞啸卿的溢美之词，年少有为，豪气干云，勇退日寇，收复失地，云云。2012年他于台北逝世，台湾当局还为他举行了盛大的告别式，自发来送别的民众将前前后八条大街围得水泄不通，外媒险些以为这群暴徒企图占领国会。

与之相比，大陆的态度愈发显得曲折坎坷。在后来那场我不愿提及的战事里，虞军座率残部与我军血战至最后一息，并因此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长达半个世纪之久，一直到两岸实现三通以后方才稍稍松了绑，而后对他的溢美之词便席卷了大陆。

即便不为战功，只那一份勇气与才貌，便足以令任何人为之倾倒。

至于叫骂的浪潮，除却“那场仗”，呼声最高的便是“冒领南天门之功”，据说是学者在采访过南天门之战的幸存者后提出了论点，至今仍争论不休。

我望着那辆车远去的尘土，按了按脑仁。一个死了都不让人安生的主儿，没死的时候能有多闹腾，想想就叫人头疼。

据说他的偶像是拿破仑，因为他一天只睡四个小时，并且会在半夜两点把公文丢到你的床头，告诉你明天早晨六点钟之前这份文书要出现在他办公桌上，不然就会有十个荷枪实弹的亲卫扛着巴祖卡冲进来，威胁你恐吓你吓唬你，直到你把公文写完为止。

我不由在滇西的寒风里发了个哆嗦。衫子上雨水还未干透，被晚风一吹愈发地冷了。我为什么要给自己找这么个不自在的差事？我咬了咬自己的手指，无语凝噎。

据他在回忆录中说，他麾下有一任参谋（副官？翻译官？勤杂兵？他自己也记不清了），是个千里赴戎机的女学生。而我如今在思索，那或许是因为我无意中参与了历史。

我走进那座院子，有长官在登记——我如今丝毫不怀疑虞军座被铭记和称颂是因为他的容止，他和他的部下都该待在仪仗队而不是前线，纤尘不染的像一件礼器，战争却让摆着的礼器成了利器，是国之大幸还是不幸？我又无言。无言地排队登记。

“沈舟，研究生二年级。没当过兵，学过英文，应征入伍来当随军翻译。”

那个年轻的军官抬起头，看到我时同样愣了一下——我这身行头在滇西大概有些不合群。他有些为难，回头看了看他的弟兄，他的弟兄也正看着他——这里他军衔最大，没人能把他拿主意。

“嗯……同学？”他尝试着这样称呼我。“你是……哪儿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