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图谱，以赵某某为中心，向外辐射出三层。第一层是“直接利益关联”——包括与赵某某有资金往来的公司、个人，以及赵某某妻子公司的客户。第二层是“工作关系密切”——包括多次同框、多次私下会面、在赵某某调研时负责接待的人。第三层是“泛泛之交”——包括在行业会议上合过影、在饭局上敬过酒、通过别人介绍认识但无深交的人。

图谱用的是化名，没有直接点名。但圈内人一看就知道谁是谁。

“键盘”对着图谱，一一对照他之前整理的“高某某基金会关联度排行榜”。他发现，排行榜前十的公司，在第一层的有三家，在第二层的有五家，在第三层的有一家，还有一家不在图谱上。

不在图谱上的那家，就是之前退了全部一千二百万的王老板的公司。

“有意思。”林雅说，“王老板的公司，拿钱最多，退钱最干脆，结果反而不在赵某某的关联图谱里。这说明什么？说明他可能真的只是和高某某有关系，和赵某某没有直接往来。他退钱，不是怕赵某某，是怕审计组。”

而那几个在第一层的公司，至今没有任何表态。没有退钱，没有声明，没有捐款。像是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他们不是在装死，他们是在等。等一个信号，告诉自己“你到底跑不跑得掉”。

这个信号，可能来自魏国华，可能来自赵某某，也可能来自某个还没浮出水面的中间人。

深夜，“深水”点。

林雅一个人坐在窗边，看着外面零星的灯火。她在想一个问题：赵某某倒了，然后呢？

高某某倒了，赵某某倒了，徐文渊死了，魏国华失踪了。这条链子上的人，一个一个地被剪除。但链子本身还在吗？那些文化扶持资金，以后还会不会被人以同样的方式套走？那些影视公司，以后还会不会用同样的手段去“争取”拨款？

她不知道。但她知道，如果只是换一批人，不换制度，那今天的一切，迟早会重来一遍。

她打开电脑，新建了一个文档。标题是《关于完善文化扶持资金监管的几点建议》。她开始写。不是以记者的身份，不是以“数据幽灵”的名义，只是以“一个吃过这个瓜的普通人”的身份。

她写了四条建议：第一，所有文化扶持资金的申请、审批、使用情况，必须向社会公开，接受公众监督。第二，建立独立于主管部门的第三方审计机制，每年对扶持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抽查审计。第三，设立“黑名单”制度，对违规使用资金的公司和个人，取消其一定期限内申请扶持资金的资格。第四，对审计发现的问题，依法依规追究责任，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

她写得很慢，每一个字都斟酌很久。她知道这份建议书不会被任何人看到。但她还是写了。因为苏蔓曾经也写过——写那些没人看的遗稿。

写完最后一个字，她关掉文档，没有保存。不是不想保存，是她觉得，这种建议，应该由更有分量的人来提。她只是一个吃瓜群众，她没有资格。

但她转念一想，吃瓜群众怎么了？吃瓜群众也是纳税人。吃瓜群众也有权利说“我的钱不该被这么花”。

她重新打开文档，点了保存。

第二天，娱乐圈的“选择题”又出了新题目。

一份名为“关于对某某文化发展基金会事件的行业反思”的公开信，开始在圈内流传。这次不是中青代，是更年轻的一代——那些入行不到五年的新人编剧、新人导演、新人演员。

公开信的语气，比之前任何一份都激烈。它没有使用“呼吁”“建议”“希望”这些温和的词，而是直接用了“质问”：

“为什么一笔又一笔的文化扶持资金，流向了那些根本不需要扶持的大公司？为什么那些真正需要钱的小剧组、小工作室、独立创作者，连申请的资格都没有？为什么审计报告出来了，有些人还可以继续装死？为什么我们交的税，要被用来养那些蛀虫？”

每一句“为什么”，都是一个年轻创作者的愤怒。

这封公开信没有获得那么多签名。签名的只有一百多人，而且大多是没什么名气的新人。但它的传播速度，比之前任何一份都更快。因为它的语气，代表了这个行业最底层的声音——那些被忽视、被压榨、被剥夺机会的人。

“键盘”看完这封信，沉默了很久。“终于有人把话说透了。”他说。

林雅没有说话。她只是把这封信的链接，存进了苏蔓的文件夹。她想起苏蔓出道时的样子——也是新人，也是底层，也是被这个圈子一次次辜负。如果苏蔓还活着，她大概也会在这封信上签名。

她会排在第一个。

深夜，林雅给苏蔓写了今天的信。

“蔓姐，今天有一封公开信，是一个新人编剧写的。他质问了好多‘为什么’。我数了数，一共七个。每一个都问到了点子上。我在想，如果你还在，你会不会也写一封这样的信？大概不会。你不是那种喜欢质问的人。你只会默默地把事情做好，等别人来发现。可惜，这个圈子等不及发现你。”

“赵某某的案子还在查。很多人睡不着觉。那些拿过钱、退过钱、捐过款的人，都在等一个结果。我不知道结果会是什么。但我知道，不管结果如何，这个圈子和以前不一样了。至少，现在有人敢问了。”

“晚安，蔓姐。”

窗外，夜色如常。

但林雅知道，那些在黑暗中瑟瑟发抖的人，他们的夜，比她的更长。因为他们不知道，明天和审判，哪一个会先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