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时候是安成章陪何秋妤去医院打针，看着护士把针打上了他就赶回家做饭，何秋妤不喜欢吃医院食堂的饭菜，觉得味道不好、油太多、菜不够新鲜，因而她的午餐和晚餐都是安成章用保温饭盒装好饭菜送去医院的。有时早上去得早，开始打针的时间比较早，晚上八点多就可以打完针水，何秋妤便回家吃晚饭，将安成章做好的饭菜热一热就能吃。

只一次安成章有些公事要忙，安意便请了半天假陪何秋妤到医院。

那时何秋妤已经接受了多次免疫治疗，病情较稳定，她也每天努力进食，尽量补充各种营养，但体重一直没有增加，力气变小，人变得憔悴，安成章总是担心她在路上被别人撞倒或体力不支晕倒，不敢让她独自行动。

何秋妤对肿瘤病区驾轻就熟，在前带路，安意挽着何秋妤的手在稍后一点的位置跟着何秋妤走。

先到医生办公室找方医生，却发现方医生不在办公室，何秋妤便转而去找比较熟悉的护士，告诉护士她已经到了，可以联系那个医药代表把药送过来了。

护士高声答应道：“好的，我知道了，你先到病床休息吧。”

然后何秋妤带领安意去往走廊尽头的一张空病床，那是她的床位。

何秋妤背着一个黑色小背包，像孤立无援的瘦弱小学生，没有家长帮扶，自己踮起脚蹭到床上坐着。

病区长长的走廊从楼梯间前方一直到尽头，前半段较空旷，几排座椅靠墙摆放，供家属休息或病人坐着打针，后半段走廊两边全是病床。晚上请假回家休息的病人基本上不会得到病房的床位，只有走廊的床位，与在小诊所和门诊里打针差不多。

病床下有一张塑料椅子，何秋妤示意安意如果累了可以坐下休息。

安意没有动作，只是倚着床尾站立，朝前方张望，医生和护士在病房与病房之间穿梭，病人或家属像无头苍蝇一样乱转，灯光清冷，人声遥远，她突然觉得很冷，很想吐，很想逃跑。

数不清的无助和绝望向她袭来。

面目模糊的人们全都化作朦胧黑影，像在人世间流连的孤魂野鬼。

安意承受不住一般快速别过脸，看向左边，正巧视线经过大开的房门进入病房，里面有一位穿病号服的剃光头的病人，还没有开始打针，只是呆坐在床上，床边有一位看护在摆弄水壶、水杯等物。那病人看上去年纪不大，脸色发黑，十分消瘦。

让安意无法移开视线的是病人麻木冷漠的表情，他仿佛戴了一张人皮面具，虚假的皮肉飘浮在真实的情绪之上，人还活着，表情已经死了。那表情常在何秋妤脸上出现，也在其他病人脸上出现。他们似乎都对苦难习以为常了，像只羔羊，不反抗，不哭闹，安静地蜷缩在地，接受命运的磋磨。

进了医院都是要受罪的，无人可幸免，她想象何秋妤如何在吵吵嚷嚷的走廊边缘的这张小床上将身体放平，闭目假寐，权当自己是在房间里休息，想象那些比金子还贵的针水是这里唯一能够冷静下来的东西，想象需要关注针水的、已经快六十岁的安成章如何在狭窄的空间里呆坐或踱步，如何购买医院提供的盒饭并坐在椅子上，佝偻着身体快速吃完。

铺天盖地的凄凉孤寂就足以把每一个人的脊背压弯。人们恐惧的所谓鬼门关、所谓阴曹地府，大概就是这种模样，这么多人的生机都被彻底吞噬。

可是大家都不得不来到这里，不得不在这里耗费宝贵的时间。

等了大约半小时，安意终于见到何秋妤时常挂在嘴边念叨的方医生。

是一位矮矮胖胖的中年女性，戴眼镜，扎马尾，肤色黑黄，比起多在室内工作的医生，她更像户外工作者。

方医生半转过身同后面一位年轻医生说话时，安意诧异地瞪大眼睛。方医生脖子上有一个巨大的“富贵包”，简直像一个巨型肿瘤，将白大褂高高撑起，仿佛背上有一座小山。

安意低声问何秋妤：“方医生身体没事吧？我从来没见过长得这么大的‘富贵包’。”

何秋妤也低声答：“我不敢问她，不过应该没问题，看她能正常上班，说话中气十足，还腿脚灵活地走来走去的样子，挺健康的。而且她是医生，比我懂得多，真生病了她有的是办法给自己治。”

方医生走进每一间病房，在走廊的好几张病床前停留，即便看到她了，也还要等待。

又过了半小时，方医生才来到何秋妤的病床前，询问何秋妤的情况。

方医生戴在脸上的面具很厚，笑容无懈可击。安意觉得这种笑让她很不舒服，她莫名地想起小学四年级的班主任。那位班主任总是笑着，数落班级里成绩差的学生时，勒令那些学生必须要去她家里补习时，嘲笑最胖的女学生并将她调到教室最后排时，和另一位老师凑在一起指桑骂槐时，眼里闪烁着刻薄恶毒的光芒时，脸上皆挂着同样的笑。

她不会对自己以外的人交付真心，哪怕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稍微付出一丁点真实情感。何秋妤将所有希望寄托在这样的医生身上，是可以预见结局的。

气温好像又下降了，医院里更冷了一些，安意打了一个寒战。

因药物的副作用，何秋妤的皮肤上起了很多红点子，像血管痣，红通通的，从皮肤上微微突起，有些比较大的红点子还会破皮出血，和一团虬曲的血管别无二致。

方医生主管的好几位病人都接受了免疫疗法，也都出现了这样的副作用，方医同他们说：“药物起作用了才会出现这些红点子，是好事，尽量忍耐一下。”